如何专心睡眠:当我们的思维停不下来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时候,确实是活在对无法适时入睡的恐惧中。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夜间无法停止思考,首先应该弄懂我们身体中管理睡眠的机制。当然关掉思维阀门说来容易做来难,这里有一些有助于你静一静的小窍门

作者︱  Andrea Ayres-Deets

译者  ︳沈持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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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睡眠时间表是这样的:

8:30: 准备上床睡觉

9:00: 上床

9:30: 希望自己入睡

9:55: 确定自己要入睡

10:00:我的天啊,你还没睡?你为什么不睡?你知道自己不睡觉时将发生些什么。好吧,只想着睡觉吧。我的意思是,等一下,别再想睡觉这件事啦!甚至连这个词也别去想。

10:05:一切都毁了,全毁了。

12:30:有人在用真空吸尘器打扫卫生吗?我确定有人在这么做。我一定要把他们找到,拽出来痛打一顿。

1:00: *无声的愤怒,直至睡意袭来*

我生活中的许多时光都充斥着我对于无法适时入睡的恐惧。我计算了我所需的睡眠时间并精确到了分钟。每晚我躺在床上等待着那些执着的想法从脑袋中涌出。我曾经认为困扰我夜间休息的那无尽的思维洪流仅仅是我所独有。但是我大错特错了。

如果你无法在晚上关掉你的思维阀门,你不是一个人。据估计,有3,000-4,000万美国人都患有睡眠障碍,另有2,000万人患有偶发性失眠。糟糕的是,疾病控制中心认为这是一种关乎公众健康的传染病。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夜间无法停止思考,首先我们应该弄懂我们身体中管理睡眠的机制。

直至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才相信,睡眠完全是一个被动过程。现在,科学家认为身体的觉醒和睡眠模式是一种双进程模型(two-process model)。分为S进程:在夜间提升我们的睡眠渴望,抑制我们的觉醒中枢。以及C进程:在白天让我们保持清醒。这种双进程模式也被昼夜节律[1](circadian rhythm)所影响。

昼夜节律是身体的时钟,管理着我们的活动和行为。昼夜节律由视交叉上核(suprachiasmatic nucleus-SCN)所控制,视交叉上核是大脑的一部分,被称为昼夜节律起搏器。早晨的光线让视交叉上核知道“嘿,该起床了,重新再开始这一过程吧”。随着日落,视交叉上核给我们的身体发出信号,让身体平静下来,准备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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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有助于调节我们的昼夜节律

昼夜节律如果被破坏,将会阻止我们在夜间入睡,让我们在白天感到极度疲惫。这种破坏也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有害影响。

(夜班)倒班工人患心脏疾病、消化紊乱以及情绪和精神疾病的风险更高,这些都与他们的睡眠问题相关。夜班期间,车间事故的数量和严重性也会有所上升。

好吧,虽然我们理解了睡眠的运行过程,但是当我们上床睡觉以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呢?

睡眠有两种形式,分别是快速眼动(REM)睡眠和非快速眼动(NREM)睡眠。这两种睡眠对于处于恢复过程中的身体来说都十分必要。睡眠也有五个阶段,整个过程需要90-120分钟。在一种理想的情况下,睡眠看起来是这样的:

14115688715处于睡眠周期中的大脑

我们无法关掉思维的阀门,是因为我们无法将第一阶段的α脑波转化成第二阶段的θ脑波。那些患有严重睡眠障碍的人通常在入睡后就立刻进入快速眼动睡眠。当我们开始入睡时,我们的大脑会非常放松,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我们的大脑会重新排列并评估白天的事务,促进新的记忆形成,清空记忆碎片。

正如任何曾经尝试过的人都会告诉我的那样,关掉思维阀门说来容易做来难。你没有魔法开关,按下去就能入睡,但是有一些有助于你让脑袋静一静的小诀窍。

1.给自己降温

14115690534千万别真把脑袋塞到一大块冰里

每天晚上,我们身体的入睡都包含体温降低这一过程。如果你处在一个非常热的屋子中,这会扰乱你身体内部的睡眠过程。用稍微技术化一点的语言来说,当睡眠时,你大脑中额叶皮质的新陈代谢也需要放慢速度。失眠症患者的额叶皮质代谢水平更高,这也导致了他们没有入睡的能力。身体丧失了夜间调节体温的能力,因此寻找到一种正确的平衡(模式)十分重要。

2.购买红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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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黑素是一种对于睡眠十分重要的激素。图片改编自《新科学家》

 你知道我们的电视、电脑和手机发出的光稍稍有些偏 蓝色吗?那种看似平静的蓝光其实会剥夺你的睡眠。短波蓝光会抑制睡眠所需激素——褪黑素的产生。置身在蓝光之中甚至能够让我们不再遵守昼夜节律。如果全部购买红光灯对你来说有点极端,那么就至少在你睡前两小时降低你所使用的灯光量吧。

3.用左侧鼻孔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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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可能看上去很怪异,但是这样呼吸的确能够让你平静下来

在瑜伽中,这被称为“纳地净化调息”(nadi shodhana)或者“鼻孔交换呼吸法”。堵住你的右侧鼻孔,练习用左侧鼻孔呼吸十次。据说这种用左侧鼻孔进行的呼吸练习能够放松你的交感神经系统。仅仅集中精力呼吸就能够帮助你忘记其他的杂事。

4.早晨出门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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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论到睡眠时,太阳是我们的好朋友。嗯,至少白天如此。

晒晒太阳——尤其是刚醒来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昼夜节律自我重置。最好的晒太阳时机是上午6:00至8:30之间。为了获取最大的好处,你至少应该每天晒半小时太阳。日光抑制了褪黑素的合成,而褪黑素会让你感到疲倦。白天的疲倦会让你在夜晚丧失这种感受,而在夜晚,我们才最需要疲倦的感觉。

5.形象化你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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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觉得你能做到,那么你就有可能做到。

你是风中的一片叶,观察一下你是如何飞舞到睡眠大陆上的。

形象化能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带有情绪内容的想法中转移出来。专家说,将睡眠同实在的事物联系起来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帮助你消除一些在每晚入睡过程中产生的焦虑。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者近来发现,一种简单的行为,即相信自己的睡眠时间比实际睡眠时间多,足够给予你的大脑一些积极的睡眠效果。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非常实用的睡眠小妙招,但是它们都是基于同一个原理变化而来。让思维和身体为睡眠做准备,就要减少我们思维中的情绪内容,尽可能多地消除外部刺激。你绝对有必要发掘各种各样的睡眠方法,进行各种各样的睡眠练习。这么做能帮助你理解那些妨碍你拥有一个平静思维的桎梏。

睡眠是一个过程。它不仅仅发生于你躺在床上的时刻。我们的身体一天到晚都在为睡眠做准备。它实际上有助于我将睡眠想象成为一个不间断发生的过程,而不是一件应该会发生的事情。这让我减轻了一些压力。我的身体其实就是这样构造的。相信并倾听我们身体的自然过程,的确有助于我找到一种更好的入睡方法。

 

译注:

[1]昼夜节律:生命活动以24小时左右为周期的变动,又称近日节律。

审校 | @carnival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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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就会受到压迫吗?

我们的文化对美丽的相貌赞许不已。但我们的白日梦,如同我们的脸孔一样,并不完全由我们自己做主。

作者 丨Jonny Thakkar(普林斯顿大学哲学与人文科学讲师)
译者  | 沈持盈

14125629809画板油画《愉悦相伴》(Merry Company),1562年,作者:让•马特西斯(Jan Matsys),现存于法国瑟堡市托马斯•亨利艺术博物馆。图自《布里奇曼艺术》/盖蒂社

压迫的性质和形式不一而足,但几乎所有的起因都是不公正:人们所接受的待遇与他们应得的待遇有所不同。当然,我们很难说出一个人应得的待遇到底是什么,但是在当今世界,我们常常认为,功过赏罚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所能控制的事物有关。例如,你的肤色并不由你做主,所以你因此而受到恶劣待遇,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压迫。我们说的这种待遇往往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一个排斥同性恋的社会可能比一个关押同性恋者的社会的压迫性要低,尽管如此,它还是让人有压迫感的。性取向和种族是相当明显的压迫重灾区,阶级和性别亦如此。但是,如果压迫就是没有给人以应得的,那么将会有另一种压迫进入我们的视线,这就是丑陋之人所受到的压迫。

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长相特征,就像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肤色,但是人们一直都以貌取人。正如心理学家克米拉•沙哈尼•丹宁(Comila Shahani-Denning)于2003年在《霍夫斯特拉视野》(Hofstra Horizons)期刊上关于该问题总结并发表的研究报告所说:“(人们关于)长相的偏见出现在各个领域,比如老师看脸给分、选民看脸投票、陪审团在模棱两可的案件中看脸来做出裁决……长相也会影响面试者对于应聘者的评判。”蹒跚学步的幼童爱盯着漂亮的成年人看,成年人也喜欢凝视可爱的孩子,我们无情地给予长得养眼的人以优待。长得丑的就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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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也爱以貌取人。19世纪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评论道:希腊人不仅深受美的影响,而且还普遍并且坦率地表达他们对于美的价值观。”荷马所著的《伊利亚特》(Iliad)中就有一幕,颇能蛊惑人心的平民忒尔西忒斯(Thersites)要挑战阿伽门农(Agamemnon)的权威,但很快就被奥德修斯(Odysseus)狠狠揍了一顿,奥德修斯对于这位自命不凡者的蔑视十分强硬:“所有那些来到伊利昂城(Ilion)脚下的人中,没有比你更坏的人了。”荷马对于忒尔西忒斯的描写,基本上都用“最丑的”(ugliest)来代替“最坏的”(worst):

这个男人是来到伊利昂城的人中最丑的一个。他罗圈腿、跛足、驼背、含胸,尖尖的脑袋上顶着羊毛般稀疏的头发。

将“最丑”与“最坏”两个概念等同,并非是荷马个人独有的习惯。希腊语中,表示“美丽”的词汇是“kalos”,它也有“贵族”的意思;而表示“丑陋”的词汇是“aischros”,它也有“可耻”之意。我们再次引用布克哈特的说法就是,在古希腊,“美丽与精神上的高贵相连,是一种最为牢固的信念。”

希腊人毫无保留地崇拜美丽,他们请求将长得好看的运动健儿看做半神(quasi-deities)[1]并为之立下雕塑;把青春帅气的男孩培养成名流雅士;甚至到了偶尔会仅仅因为一个敌方士兵长得俊美,就要放他一条生路的地步。一种文化若崇拜美丽,那么在这种文化中,丑陋也会受到压迫。布克哈特讲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个斯巴达姑娘后来成为了狄马拉图斯(Demaratus)的妻子,因自己样貌丑陋,她每天都去特拉波涅(Therapne)的海伦神庙祷告;她站在美丽的海伦塑像前,恳求海伦让她变美点。”

虽然现在时兴的是外科手术而非求神拜佛了,我们的文化似乎仍然与希腊文化一样恐惧丑陋的事物。父母仍然希望他们的孩子不拥有丑陋的外貌,许多父母也愿意助孩子一臂之力:虽然让孩子去做隆鼻、丰胸、抽脂手术的不多,但对诸如牙套等一些形式的牙齿美容的投资,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东倒西歪的牙齿意味着丑陋的笑容,丑陋的笑容会让你在人生的舞台上多次付出代价。当然,人们会说带牙套是为了健康,而不是为了好看,但是对于那些忍受这一过程的孩子来说,真正的原因十分明确——在我们的文化中,牙套是缠足的翻版。

希腊人应该不会对承认带牙套的真相而感到尴尬。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公开地说,除非你的孩子开心,否则你无法开心;而且人只有长得好看,才能真正感到快乐。他的意思并不是丑陋之人就永远“感受”不到开心;他说的并不是(或者至少起初不是)主观或者内在的感受,而是更加客观的感觉。我们不妨这样想:有一才会有二,循序才能渐进。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开心快乐地成长。假如你能替他们做选择的话,那么哪种环境,哪些品质对于他们来说有选择价值呢?比如说,你是希望他们美如西施呢,还是希望他们貌若无盐呢?显然你希望他们能好看些。因此,如要挑选最值得过的生活,美丽必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而丑陋则是“玷污了幸福的一个污点”。这种逻辑在当下仍然成立,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难去承认它。

为什么我们如此关注“流行的肥胖病”呢?显然,超重会损害个人健康,也会影响公众福利,这个原因易于被大众口耳相传。但就我个人而言——希望我的观点不会过多暴露我的卑鄙——我发现,要相信减肥活动并不仅仅是由“嫌恶”所驱动这种观点是很难的。当你遇到肥胖体型的人时,我认为你会觉得——或者我认为我会觉得——有一点“惊骇”,甚至对他们有一点“恼火”。肥胖似乎是“错的”。实话实说并不容易,因为这种想法非常不道德,让我想起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著作《偶像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Idols)(1889),尼采显然没有受到这种难题的困扰:

从生理学角度来看,一切丑陋的事物都会让人们变得软弱而悲伤。丑陋让人们想起腐朽、危险以及无力:它确实会让人们失去力量。丑陋带来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当人们消沉沮丧时,他们会感到一些“丑陋”近在眼前。他的力量感、权力意志、勇气以及自豪——统统会因为丑陋之物(的影响)而减少,因为美丽之物(的影响)而增加……丑被看作衰退的表征……枯竭、沉重的迹象……瓦解的气味、颜色和形式……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同样的反应,产生了“丑”这个价值判断。一种“憎恶”之情油然而生:人们憎恶的是谁?而这是毋庸置疑的:是“人类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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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接下来可能要说的是,我们现在如此关注肥胖是因为我们无法忍受“看到”肥胖者,我们无法忍受“看到”肥胖者是因为他们是丑陋的,并因此散发出“腐烂以及变质的气味、颜色和形式”——换句话说,他们是我们这个种群的倒退。

丑人让我们的精神和能量大伤元气,让我们对于人类的未来感到沮丧

对尼采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种群与其说是国家,倒不如说是人类zi ji。然而长得好看的人会让我们想要神化人类,以(给长得好看的人)树立雕塑和纪念碑的形式帮助人类“肯定自己”。丑人让我们的精神和能量大伤元气,让我们对于人类的未来感到沮丧。这么说有点过分吗?可能吧。但是想一想《机器人总动员》(WALL·E)(2008)这部电影中的反乌托邦的情景,未来的人类被描绘成肥头大耳的懒汉,坐着轮椅,没有机械的辅助就没法站起来,他们的下颚骨退化消失。这样一个噩梦难道真的无法改变人们对肥胖的态度吗?

当然我们宁可噩梦不起作用。一方面,它似乎有一点纳粹主义的意思。但是它也很是肤浅与刻薄,我们是羞于变得肤浅刻薄的。仅仅根据一本书的封面就对它做出评价,这会显示出我们的肤浅。从“内心”上来讲,变得肤浅就是变得丑陋。

尼采认为,将外在美转化为内在美的革命性概念,是由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历史上长得不咋地的人、神职人员和哲学家所发起的。希腊人假设外在美是快乐所必须的因素,苏格拉底反对这种假设,而声称理性能够带来美德,而美德又能带来快乐。众所周知苏格拉底的长相十分丑陋,但是他设法让自己的内在变得美丽,以至于英俊的年轻男士会无可救药地陷入对他的爱恋之中,让他们对自己精神上的丑陋感到悔恨,像狂吠不已的小狗一样乞求他的注意。尼采对这一切给出了一个挖苦的解释:“用辩证法的目光看去,乌合之众将反败为胜。”这种将美丽与高尚挂钩的文化,除了简单把美丽重新定义成知识分子才有的内在品质,我们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来对抗它吗?

苏格拉底式的举动将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牧师)置于一个优待地位上。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对于当代人的品位仍然有些妄下评判的意思。我们想让这一革命更进一步。我们拒绝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是丑陋的。要么,每个人的内心都是美丽的——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雪绒花——要么,无论如何外在美都是相对的,因此谁也不好评判。总之,我们很难让某人承认一个特定的人是丑陋的,这一点显而易见。人们的相貌的确反映着他们此后的选择——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说“到50岁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了他应拥有的一副脸孔”——这的确让我们很难把外在美从其他一切中抽离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这么做了。

这意味着相较于希腊文化,我们的文化对丑陋的压迫要少些吗?我们担心自己展现出肤浅与刻薄的形象,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肤浅不刻薄。为了掩盖这一点而假装丑陋并不存在,这反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压迫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丑陋之人的处境颇似所谓“后种族”(post-racial)社会中黑人的处境:我们以为这种区别对待的压迫已经不复存在了。

然而,事态可能会对丑陋之人愈加不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从未将丑陋当做过一种不公正并予以认真对待。事实上,不管丑人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对待,也完全不会有人将其与种族主义引起的不公正相提并论。我们可以想想一个人所能实现他在这个世界上愿望的机会。假设你想变成一名宇航员、演员或者杂技演员,而这并不由你做主:它既取决于你的渴望,也要依靠你的天赋。

漂亮的人更有可能出轨,而这仅仅是因为出轨的机会通常就摆在他们眼前

如果一个人天赋不够,那么他的机会也会变少,而好看的相貌被当做一种天赋。研究显示,从人们求学伊始——它对于人的职业前景十分重要——不用多聪明的人都能看出来它也对人们的关系交际网十分重要。漂亮的人自然拥有更多的选择。当然,可能出现难以抉择的情况,拥有美貌也可能意味着一种诅咒:例如,漂亮的人更有可能出轨,而这仅仅是因为(出轨的)机会通常就摆在他们眼前。但是总而言之,绝大多数人会发现,在人生变幻叵测的机遇中,不贪恋更多的机会是很难的——总的来说,丑陋的人拥有的机会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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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压迫仅仅是坏运气吗?毕竟,似乎没有什么规章制度规定丑陋的人要“坐在汽车后排”[2]。速度更快的跑步者常常能赢得百米赛跑,而杂技演员多是拥有良好平衡能力的人,你可能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惋惜和怨愤,但这几乎不具有压迫性;在某些场景中,奖励这些具有天赋的人的“做法”就是给他们以应得的待遇。的确,生来美貌与是否能设计出好看的网页不太相干,在类似的案例中,当招聘时,把外貌作为衡量因素应当是违法的。当然,这类法律很难得以实施——并不仅仅因为用人决定通常是不透明的。现实情况是,在许多工作中,漂亮的长相都的确能够加分。这类工作不仅仅包括诸如演戏、走秀或者餐厅服务等抛头露面的工作,也包括销售、管理甚至教育等——只要客户、管理人员以及学生仍然以貌取人,丑人就很难引起他们的好感。

这说明,对于丑陋之人的压迫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法律,在清醒理智的意识的决定中也不常有所体现,它是在世俗交往中,而非法律和意识决定层面起作用。但是丑陋之人应该得到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多的尊重:让他们的话语得以被倾听,动作得以被注意,眼神得以有交流。他们却没有得到这些尊重,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犯了什么错。
而且,正如你可能已经听过的那样,生活并不公平。几乎没有人会故意地压迫丑陋之人。然而从道德层面来说很不幸的是,希腊人的态度已经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们。有时,我们的确会发现一个人的外在之美——例如他笑容所洋溢的魅力——但在这笑容之下,他的内心是空虚堕落的。但是我们最初的想法几乎都是这个人看上去像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朋友。我们想要与他为伴,听他说话,多看他一会儿。当然,对于一些漂亮的人,尤其是美女来说,这种吸引力是把双刃剑,吸引一些人注意力的同时,也会失去另外一些机会。这也是一种坏运气。

问题是,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性情也得到了演化。幻想我们能够完全克服这种自然的遗传,认为我们能过上各自应得的生活,或者甚至,认为我们能成为我们配得上的那种人,这就是一个幻想——而希腊人能无忧无虑不受其扰,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命运使然。然而我们的白日梦,如同我们的脸孔一样,并不完全由我们自己做主。我们只能尽力去用好它。

 

译注:

[1]半神:是一种超出凡人想象、拥有居高临下指挥能力的实体,准神并非真正的神灵,而是由人们的信仰以及信念产生而来,准神具有少量的神格。比方说如果有够多的人崇拜某一肖像或图腾,它就会具备一定的神力,宛如具有真实的生命一般。

[2]坐在汽车后排:一种表歧视的说法,美国的种族隔离法曾规定,车上如果没有白人,黑人可以坐前排,但如果有白人,黑人只能坐到最后一排,前排的都不能坐。

 

审校 | @红鼻子cj @独眼一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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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初显期:是长不大还是人生的新阶段?

与父母同住,单身,没有明朗的职业方向——是长不大,还是人生的新阶段?成为一个成年人是一场搏斗,“我生命的这段时期充满压力”。在“初显期”成人的道路上,也许最不需要的就是比他们年长的人对他们的反感。

作者 | Jeffrey Jensen Arnett

译者 | HP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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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我,我会坦白地说,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长大。1980年,我毕业于密歇根州立大学,那时我23岁,拿着一份刚印出来的心理学学士学位证,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干什么。我在大学里学了吉他,又不想做一份卑微又不挣钱的苦差,所以现在我写出了一大堆歌曲,足以让我在酒吧和餐馆靠演唱挣钱。我挣的钱能养活自己,但完全是因为我搬回去跟父母同住,不用付房租也省去了日常开销。

几年之后,我进了研究生院攻读心理学,但即使是4年之后拿到了博士学位,我也并不真正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在感情方面,我也发展得不顺。在那之前我有过很多女朋友,但都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最终,我还是找到了爱情和事业的方向,但这又花了好多年:我在35岁找到了第一份长期工作(当教授),36岁结婚,42岁有了孩子(双胞胎)。

我刚开始研究年轻人怎样步入成年的时候,灵感来自于我自己的经历。那时我30几岁,思考着关于我和我的同龄人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步入成年这个问题。但我一直着重研究18-29岁的年轻人,因为我发现跟他们谈话收获颇丰。

在此之前,我用了好几年时间研究青少年,以高中生为主,重点研究他们的媒体使用情况和冒险行为,如酒驾。我享受这个研究过程,但发现在我试图采访他们的时候,这些青少年总是闭口不提。他们提防着我——一个可能入侵他们内心的成年人——但似乎他们也缺乏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由于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不能退后一步来深刻反思自己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

但是在19-29岁研究组中,这些“初显期成人”却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不局限于像我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采访那些和我经历完全不同的初显期成人——那些进过监狱,儿童时期受过虐待或是被单身吸毒母亲抚养长大的人。普遍来看,我发现他们对自己过去的经历和现在正成为什么样的人很有见地。这种见地通过他们的幽默和日常交流的口才表现出来,也正是这种见地让我以此为职业,致力于理解他们并向别人解释他们。

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写了两本关于这个生命阶段的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帮助初现期成人和他们的父母理解在今天的美国,这个比以前更长的成长之路。此外,我还指导了两个全国性的调查,即2012年和2013年关于初显期成人的克拉克(Clark Poll)调查。这两个调查让我们对该年龄组在全国范围内的情况有了了解。

然而,后来我才发现,许多人并不像我这样对初现期成人热心而仁慈。他们的态度恰恰相反。

经过长达十年的对美国各地18-29岁年轻人的采访,我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提出了初现期成人是青少年和成人之间的一个人生新阶段的理论,同时还总结了我在研究中的发现,涉及的话题从与父母的关系到爱与性、教育、工作和宗教信仰。在出版之前,时代周刊告诉我的出版商——哈佛大学出版社,他们想做一期关于这本书的封面报道。我自然是很激动。但是当时代周刊的这篇报道出来之后,报道本身却极其负面,令人吃惊。封面照片是一个小伙子,穿着礼服衬衫和裤子,坐在一个沙盒里。展示给读者的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们靠父母养活,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伴侣换了一个又一个……他们就是长不大”。文章基本上是在表达对他们缺点的悲叹,引读者嘲笑他们比父辈和祖父辈花更长时间才步入婚姻殿堂,为人父母,做全职工作。

十年之后,我对人们看待初显期成人的这种观点不再感到惊奇,但仍然觉得困惑和沮丧。我在过去的十年中花在玩打地鼠上的时间令我后悔,那种状态就是我的美国同胞常用来描述初显期成人的贬损的描述:他们懒惰、自私而且永远不想长大。噢,他们还空前地糟糕,绝对比现在批评他们的人年轻时要糟。这种固有印象到底蕴含真理还是根本不公平?

人们对初现期成人最常用的侮辱是懒惰。依照这种观点,年轻人都是懒虫,对于工作,能逃避就逃避,只要能不工作,宁愿依靠父母。他们逃避实际工作的原因之一是权益意识的过于膨胀。他们指望工作是有趣的,如果没意思,就不做。

初现期成人对工作期望高是事实,并且,确实,还有一种认为理应享受工作的情愫。我为写2004年出版的书采访了伊恩,他那时22岁,尽管他知道“如果我当记者,一年能挣2万美元,我爸(一个富裕的内科医生)挣得比那多得多。” 还是选择了新闻工作。比钱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份他喜欢的工作。“如果我能完全享受我生活中所做的,我就比我爸富足。”初现期成人进入工作岗位,寻找的是我所称的基于身份的工作,意思就是一份能让他们感到满足,能把他们的才能和兴趣都发挥出来的工作。他们想要的是,每天早上一起来就盼望着去做的工作。

你有没有注意到,是谁在餐馆桌边为你服务,是谁在零售店收银,是谁给超市的货架上货?

你可能觉得对工作怀着这样的期望是不现实的,你是对的。但是别忘了,是他们的父辈——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发明了工作应该有趣这种想法。之前没有人这样想过。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反对这种传统观念:工作是枯燥但又无法避免的人之处境。他们宣告,他们不想简单地把生命耗于埋头苦干——并且他们的孩子成长在这个新世界中,认为工作应该是有意义、能实现自我的。现在,这些孩子是初显期成人,他们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父母和雇主却抱怨他们自以为是。

噢,是的,今天的初现期成人怀着过高并且常常不切实际的工作期望,但是要说懒惰?这就错得可笑了。在寻找那难以捉摸的理想的工作时,他们并不是仅仅无所事事地玩玩电子游戏,整天只顾更新脸书主页。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一边寻找更好的机会的同时,将二十几岁的青春花在了一个接一个不光鲜且收入微薄的工作上。普通美国人在18到29岁之间做过十份不同的工作,其中大多数都是不受人尊敬,薪水又不高的工作。你有没有注意到,是谁在餐馆桌边为你服务,是谁在零售店收银,是谁给超市的货架上货?大部分是初显期成人。他们大多一边上学一边工作,一边想往高处走一边还要努力保持收支平衡。用固有的偏见抹黑这些努力工作的初显期成人是不公平的,这种看法只适用于他们中的很小一部分。

基于身份的工作只有在美国社会中占优势的中产阶级和富人才配拥有?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这种期望横跨社会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克拉克调查中,79%的19-29岁的年轻人同意这种看法:“对我来说,享受我的工作比挣很多钱更重要。” 并且在(通过母亲受教育程度表现出来的)不同社会阶级背景之间没有差异。虽然期望相同,但现实却差距很大。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美国青年同那些社会等级背景较高的青年相比,受大学教育的可能性要小很多,并且,在当今的信息经济社会,没有大学教育,什么工作都难找。在当今美国,只有高中或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比受过4年大学教育的人失业率高一倍。在全国范围内的克拉克调查中,社会等级背景较低的初显期成人同比他们有优势的同龄人相比,更可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我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以获得我需要的教育。” 这不是他们的错。错的是他们的社会,目光短浅,投资教育和培训不足,因此浪费了年轻人的潜能和期望。

另一个普遍的对初现期成人的诋毁是自私。一些美国研究者——圣地来哥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演说家珍·温格——发表的论断最恶名昭著,她声称,今天的年轻人与30或40年前的年轻人相比,更“自恋”。得出这样的论断,主要因为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他们的自尊程度更高了。现在的学生更可能同意这样的话,比如:”我是个重要的人。“
怀着这样的成见,这其中的一点点正确性也被极大地过分渲染了。要说今天的初现期成人成长的过程中自尊程度比前辈更高,很可能是对的。他们那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父母在他们还在摇篮里时就告诉他们:“你很特别!”“你能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理想要远大!”诸如此类。在电影里,在电视里,在歌曲中,流行文化强化了这些信息。年轻人还真正相信这些。在全国范围内的克拉克调查中,近乎所有(89%)18-29岁的年轻人都同意这样的表述:“我有信心,我将得到我生命中想要的。”

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很自私,并且这是关键点。这当然不意味着他们是自恋的一代。这仅仅表明,他们十分相信,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自己有能力让自己过上好生活。我们难道更希望他们在成年生活的挑战中退缩吗?作为一个热切的心理学爱好者,我就见识到了他们在进入残酷的成人世界时的高自尊和自信。大部分人在20几岁的时候因为爱情、工作,因为任何被残酷现实撞碎的梦想泡沫而不止一次地备受打击。高自尊驱使得他们再一次爬起来,继续前进。例如,25岁的尼可出身寒门,她是4个孩子中的长女,母亲智力不健全,又没有父亲。她的人生目标一次次因家庭责任而耽误或脱离正轨。尽管如此,她还是在继续大学学业并且决心实现获得博士学位的最终目标。正是因为有这样自信她才能度过充满不利条件的混乱的童年。“就好像,你越是打击我,我就越强大。”我在为写2004年的书对她做采访时她这样告诉我。

“自私”这一诋毁也忽视了今天的年轻人胸怀理想,慷慨热心的事实。在全国性的克拉克调查中,86%的18-29岁的年轻人赞同这样的说法:“对于我来说,拥有一份能在世界上做点好事的职业很重要。”并且,这不仅仅是理想主义的愿望:实际上,同他们同龄时期的父母相比,他们更可能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服务他人。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调查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他们永远都不想长大”的断言,确实,在完成教育、步入婚姻殿堂和为人父母方面,他们担当起成年生活的全部责任比前辈要晚。许多初现期成人对成年期感到矛盾,并不急于到达。在全国性的克拉克调查中,35%的18-29岁的年轻人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我能如愿以偿,我愿意永远都不成年。”虽然不占多数,但数量很大,而且很可能这35%就是这种成见的根据。

他们想在自己还拥有自由的时候好好利用。这并不可鄙,而是聪明。

所有我们这些已经步入成年期一段时间的人都深知,成年期充满繁重的责任:每天要上班,做饭,保持家里相对干净整洁,还要支付账单。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看起并不是乐趣满满。杰拉德是一个摇滚乐队的吉他手兼歌手,那时他27岁,他告诉我:“我觉得我徘徊在成年期的边缘,你懂的。我觉得,在某些方面, 我喜欢成年生活,在其他方面就不喜欢。我认为当一个成年人就是非常无聊的,我就是觉得我还没无聊到那个地步。”

尽管他们内心充满矛盾,但大多数初现期成人到30岁时已经有了配偶,至少育有一子,并且有一份稳定的长期工作。其余中的大多数也将在30出头的时候实现这些人生转折。他们并不是真的永远长不大。他们大多只是不想在20几岁的时候就被成年期的责任所束缚。他们更愿意趁着20几岁时,人生尚灵活自由,去追求他们少年时期和中老年时期不能随求的探索——到国内或国外的另一处去生活一段时间,努力想进入一个令人向往但希望渺茫的行业比如乐坛或演艺圈,或是仅仅找一份低薪低压的工作干一段时间,和朋友玩个开心。他们喜欢在自己还拥有自由的时候好好利用它,这并不可鄙,而是聪明,我们没有给他们的智慧以足够的称赞。到了30岁,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做好充分准备,愿意用无拘无束的自由换取和他人持久结合带来的好处。

尽管有这么多关于成长的一代的好消息,但还是有一个对初现期成人的一个负面刻板印象普遍存在。这种成见认为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比上一辈或两辈的年轻人差劲多了。许多正在老去的婴儿潮一代出生的人拿现在的初显期成人同六七十年代时年轻的自己相比,形成反差。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年轻人冷漠、不负责任并且道德败坏。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70%被调查者认为“老一辈的人”比“年轻人”拥有“更好的价值观”。甚至大多数18-29岁的年轻人也同意这一观点。

奇怪的是,尽管大量的事实与此相反,这种刻板印象却一直存在。在各项指标中,年轻人已经变得比以前优秀而不是比过去的几十年糟糕。青年男子的暴力犯罪率不到70、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一半。汽车事故一直是十几二十岁的美国青少年死亡的主因,但在过去的20年中,比例下降了几乎一半。从90年代早期起,18-19岁妇女的生育率下降了约25%,在非裔美国人中,比例更是下降了近一半。

关于这一代人,不仅是坏事的比例下降了,好事的比例也上升了。90%美国大学新生报告在去年做过志愿工作,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对成千上万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年度全国调查,这个水平是历史最高值。不仅如此,大学毕业生志愿项目如和平工作团、美国志愿队和美国教援等收到的申请数量也达到历史最高值。

美国年轻人也比老一辈更宽容,更能接受包括种族和性取向在内的多样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全国调查,美国年轻人(18-29岁)比其他任何年长的年龄组更可能说他们”接受家庭成员与其他种族/民族的人结婚“。在白种人中,80% 18-29岁的年轻人同意这种说法,与此相比,在50-64岁的人群中,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占52%,而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占比仅为36%。同样的研究也显示,国际友谊在年轻人中最普遍。

美国年轻人对性取向多样性的接受程度比老一辈高很多。多项皮尤调查显示,在1928年以前出生的人群中,同意”同性性关系总是错的“这一说法的人占78%,但在1981年后出生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43%。此项研究和其他研究还发现,年轻的美国人比年长的美国人更支持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年轻人的这种开放和接受的态度超越美国国界。调查员约翰·佐格比把18-29岁的年轻人称为“第一代国际人”因为他的数据显示,这些人把自己看作世界公民,并且比老一辈更热衷于解决全球性问题。佐格比得出结论,当代年轻人比美国历史上之前的任何一代人更具有全球性。例如,56% 18-29岁的人拥有居住在美国国外的朋友或家人,这一比例比任何年长的人群都高;此外,他们中的三分之一在过去五年中出国旅行过。我们有理由希望这意味着他们在一生中将拥有比他们父辈和祖父辈更和谐的国际关系。

那些蔑视初显期成人的人可能认为自己在试图将他们唤醒,让他们更有责任感,但这种方式真正有多大希望呢?嘲笑能让年轻人更愿意接受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敌意能促动他们成为有贡献的社会成员?

不可能。一扇敞开的门比当头的一巴掌好得多。帮助年轻人成功转型为成年人对我们都是有利的,因为当他们成功转型了,每个人都会受益。初显期成人想为他们的社会做贡献,而不是消极等待供养。他们当中几乎所有人都在辛苦打拼,为在世界上立足,而且他们渴望找到一份能为世界做点好事的工作。但是在教育和就业体制改革,为年轻人创造最大程度发挥他们能力和精力的可能性方面,他们的社会却做得不够好。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在美国这个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国家以及其他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这是一个丑闻。这代表着对人类潜能的巨大浪费。

到21世纪末,我们将把高等教育看作不可或缺的。我们越早开始,初显期成人潜能的浪费就越少。

一个具体的目标应该是在21世纪让高等教育成为普遍的福利,就像中等教育在20世纪成为普遍福利,初等教育在19世纪成为普遍福利一样。我之所以说“高等教育”而不是“大学”是因为它可能形式多样,从综合性大学教育到职业培训项目。不管怎样,在21世纪的经济生活中,年轻人要为走上工作岗位做准备,中等教育是不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继续经历巨大转变,从制造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包括商业服务、金融、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型经济要求使用信息和技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仅仅靠中等教育是不足以提供的。高等教育必不可少。如果没有高等教育,许多年轻人在进入劳务市场时就几乎没有机会成功,凄凉的结果可想而知:失业,依靠政府,绝望,滥用药物。我们能做得更好,并且一定要做得更好。

这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当然——这就像19世纪为开展初等教育的投资,20世纪为了让中等教育成为普遍福利一样。现在谁也没有后悔进行了这项投资,实际上,我们很难想像,没有这项投资,社会会是怎样。在21世纪末,我们也会以完全相同的态度去看待高等教育。我们越早开始,初显期成人的潜能浪费的就越少。

让高等教育成为普遍福利,这样的转变需要一些时间,但同时,还有一些东西,父母,雇主和其他成年人可以并应该提供给初显期成人:耐心和支持。成为一个成年人是一场搏斗。在全国性的克拉克调查中,72%的18-29岁人群认为:“我生命的这段时期充满压力。”当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最不需要的是比他们年长的人对他们的反感。只要孩子奋力追求远大目标,父母如果有能力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在精神上和经济上支持处于初显期的成年孩子。如果成年人能认识到对于大多数初显期成人来说生活面临着一个新的阶段,在此阶段,不稳定与不确定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当他们看见年轻人在朝着那个目标前进的时候步伐不如他们希望的那样快,他们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对今天初显期成人种种偏见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但可能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许多他们的长辈还在用旧的标准来丈量他们的进步。社会、经济、技术在过去半个世纪变化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此外,什么是“正常”的,这一标准在年轻人中也变化得如此之快,社会上的其他人还没跟上。如果在23或25岁还没有结婚并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许多旁观者还是觉得这些年轻人缺点什么,虽然根据今天的标准,这个年龄过早了。在现在,这个介于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之间的阶段已经很有代表性,在这个时期,变化和不稳定才是王道,这样的认识将可能有助于消减人们的负面刻板印象,并学会欣赏他们充沛的精力,无限的创造力和对生活饱满的热情。

本文依据的材料出自作者的两本书,分别是《成人初显期》(和伊丽莎白·菲谢尔合著)和《我成年的孩子什么时候长大》。

想提高效率,就别再做这7件事了

努力工作,更要灵活工作。
作者丨CamMi Pham

译者丨SherryMoon

当我17岁时,常常一天工作学习20小时左右。我利用课间完成作业,晚上则去管理一个公益组织。那时付出的努力给了我无数参加全国性活动的机会,可以与最好的组织合作,收获成功的事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我意识到,加倍努力并不总是通向成功的正确途径。有时候少做一点,会有更好的结果。

比如说,一个企业一直工作不休息,就算如此,也无法保证它从成千上万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时间是一种有限资源。一位企业家可以一天工作24小时,一周工作7天(任何人所能工作的最大时长)。竞争对手总能在同样的项目上投入更多的时间、资金,组建更大的团队。那么,为什么有些小型创业公司却完成了许多大企业未能做到的事呢?Facebook花费10亿美元收购图片分享应用Instagram, 而这家公司只有13名员工!Snapchat,一个拥有30名员工的年轻创业公司,拒绝了科技巨头Facebook和Google的收购。当然,他们的成功一部分是依靠运气——其余则源自效率。

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勤奋与否,而在灵活与否。

忙碌和高效有着天壤之别。忙碌并不代表高效率。高效更多在于你如何管理自己的精力,而非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它是一生的功课。我们要学会如何用最少的精力获取最大的效益。我很庆幸自己能在Filemobile这样优秀的团队工作。在这里,大家会向我示范高效做事的方法,也会帮助我整理事情的优先顺序。我学会将我的工作时间由每周80小时缩减为40小时,并且在此过程中能够完成更多的工作。换言之,少即是多。

我通过停止做这7件事,来提高我的效率。

1. 不再加班。

你是否曾想过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是从哪来的呢?在1926年,美国实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实验结果很有趣:当你把你的每日工作时长由10小时减少为8小时,把每周工作时间由6天缩短至5天时,你的生产力会有所提高。

来源:利用已发布的图表(《事实还是谎言?》)来计算由于加班而损失的生产力

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工作时间越长,工作效率和效益就越低。1980年,商业圆桌会议(The Business Roundtable)发布一篇名为《制定好的加班时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Scheduled Overtime Effect on Construction Projects)的报告。

如果队伍成员持续2个多月,每周工作60小时或更长时间,那么生产力会不断下降,从而无法按时完工,其需要的时间会超过由相同规模但一周工作40小时的队伍所需的时间。

在AlterNet网站的一篇文章里,编辑萨拉·罗宾逊(Sara Robinson)引用了美国军队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每晚失去一小时的睡眠时间会导致认知水平下降的程度,相当于0.10的血液酒精浓度(blood alcohol level)所引起的认知水平下降程度”。你或许会因醉酒上班而被解雇,但提拔一个熬夜加班的人却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先不说你昨晚通宵后要怎么继续你的一天,你已经不大可能仍对这个世界感到特别的愉快和欢乐。由过度疲惫所导致的低落情绪会让你比平时更消极。比消极情绪更糟糕的是,这种心态常常伴随着积极思考和行动的意愿的降低、控制冲动能力的下降、自信度降低、同情心的减少、以及情商的降低。(来源:《睡眠的神秘世界:休息中的大脑的惊人科学事实》

想保持高水平的战斗力,别当加班狂魔了,去睡个好觉吧。下次你也别纠结为什么工作效率不高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就是那70%的睡眠不足人群中的一员。

你知道吗?

列奥纳多•达•芬奇白天打盹儿很多次,晚上睡得较少。

法国国王拿破仑爱打盹儿,天天都眯一会儿,还不害臊。

尽管托马斯•爱迪生为自己的小睡习惯感到尴尬,他还是每日例行他的惯例。

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妻子过去常常在演讲前小睡一会,养精蓄锐。

“唱歌牛仔”吉恩•奥特里(Gene Autry)在表演前总会在他的化妆间睡一小会儿。

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床上吃午饭,然后小睡一会儿——每天都是!

石油实业家、慈善家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每天下午在办公室小憩。

温斯顿•丘吉尔的午后小憩是雷打不动的。他认为小憩能让他每天完成两倍的事情。

总统林顿•约翰逊每天下午三点半会小睡来将他的一天分为2段。

尽管备受指责,总统罗纳德•里根也是以小睡闻名哒。

——来源:《你应该每天小憩的5个原因》——迈克尔•海特(Michael Hyatt)

自从我开始每天至少睡7到8小时,我就在我的私人笔记里留意到一个变化:我变得更有有效率了,比起之前一天工作16小时的成果,我现在能完成更多的工作。谁又能料到睡眠对市场营销者来说是如此之好的工具呢?

2. 不要太常说“Yes”

根据帕累托原理(Pareto Principle),80%的成果来自于你20%的付出;而20%的成果会消耗80%的付出。与其更努力工作,我们不如就把注意力首先放在产生80%成果的那部分努力上,放弃剩余的部分好了。这样我们将会有更多时间去关注更重要的事。我们不应该对那些很少产生成果或者几乎没有成果的任务说“yes”了。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ful people and very successful people is that very successful people say “no” to almost everything.” — Warren Buffet.

“成功的人与非常成功的人的区别在于,非常成功的人几乎对所有事情都说‘不’。”——沃伦·巴菲特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你应该对什么说“是”,又应该对什么说“不”呢?如果你无法推测某件事是否值得你去花时间,那么考虑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离测试(split test)。追踪你做的每一件事,尽可能优化它。

大多数人常说“是”,因为这比说“不”要简单得多。没有人想当坏人呐!

2012年《消费者调查》(Consumer Research)杂志上发表的一份研究里,研究人员将120名学生分为2组。一组被训练去用“I can’t”,而另一组则使用“I don’t”。结果很有意思:那些告诉自己“I can’t eat X”的学生,有61%的时间会选择吃巧克力棒。而说“I don’t eat X ”的学生仅36%的时间会吃巧克力糖。措辞上的小小的改变,显著地提高了人们选择健康食物的几率(下次记得少应承,多说“我不想”)

另一个避免做那些没有价值的事情的窍门是:20秒规则:在开始这些事情前,拖延20秒。

为建立良好习惯,要减少启动拖延;同时为坏习惯设立启动障碍。我们越能降低甚至消除的激活能,就越能提高我们落实积极改变的能力。来源:《幸福的好处:助职场成功、提高工作表现的7个积极心理学原则》

3. 别事必躬亲,找人帮帮忙

在我事业的某个阶段,我管理着一家大型社团,力不从心。我试图让自己做所有的事情。我疲惫不堪,可最后社区自行运营得也很好。令人惊讶的是,成员们工作比我以往做的更加出色。我领会到集体的力量,也理解了品牌需要用户去生成内容。

消费者比市场营销人员更了解他们想要什么,如何得到。不知大家是否了解到,据Octoly统计,在YouTube上,用户制作的视频比品牌制作的视频点击量高10倍。当搜索一个特定品牌的信息时,超过一半(51%)的美国人更信任用户生成的内容,而非品牌网站(16%)、或者报道品牌的媒体(14%)。对市场营销人来说,敞开心扉向社区寻求帮助十分重要。

来源:《在YouTube上免费媒体排名》——Octoly

做一个优秀的内容营销人员不在于能否制造最好的产品,而在于能否组建一个能够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团队。

意识到我们可以寻求帮助,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不可能独自做完所有事情。最好的办法是让更能胜任此事的人去分担你的一部分任务。这会使你拥有更多时间关注最重要的任务。与其浪费时间靠自己琢磨,不如找个专家帮帮你。

很多时候,就算你的朋友帮不了你,但有他们在身边你会更有效率。

仅仅需要有朋友在身边,就可以让你提高生产力。“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的治疗里有一个概念叫‘替补’(body double),”来自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大学的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哲学博士大卫·诺埃尔(David Nowell)说,“当有其他人在旁边时,即使并没有得到他人指导或是协助,难于自控的人们仍可以完成更多东西。”如果你要完成一个无聊或是有难度的任务,比如清理衣橱或者整理纳税时需要的收据,那就找一个朋友来做你的“替补”吧!(来源:《朋友的影响:朋友造就我们的惊人方式》)

4. 别再做完美主义者

“我们发现完美主义使专家在研究中效率低下。越力求完美,他就越低效,”达尔豪斯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西门·雪莉(Simon Sherry)在进行了一项关于完美主义和生产力的研究后,这样告知《大学事务》(University Affairs)杂志。博士雪莉发现完美主义程度和效率之间呈稳定的负相关。

与完美主义者相关的一些问题如下:

l 他们花费比实际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任务。

l 他们拖延并等待最佳时机。但在商业中,当这个时刻到来时,就已经太晚了。

l 因为他们太专注于细节,就错过了对全局的构想。

市场营销员常常等待完美时机。这样做,他们终将错失时机。

完美时机就是现在。

5. 别再做重复的工作,让它自动化。

根据Tethys Solutions的一份调查研究,一个5人的团队,经过2个月生产力的提高之后,5个成员将他们在重复的工作上花费的3%、20%、25%、30%和70% 的时间分别减少到3%、10%、15%、15%和10%。

来源:《使用自动化软件提高商业生产力和竞争力》——Tethys Solutions

一周前,我用15分钟写了一个基本的Python程序。想法是在Ruby bot获取的Twitter应用界面的数据中生成出内容,然后用Hootsuite来成批整合。这曾需要我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完成,现在我仅需要不到5分钟。如今,每当我需要做一些反复(多于5次)的工作时,我会问自己能否找到一个程序帮我完成它。

你无须成为一个程序员来自动化你的重复任务。有技能或者资源固然是好事,但不是必须的。如果你自己做不了,那就花钱买吧。

人们常常忘记时间就是金钱。人们自己动手做事,因为这样方便又无需调研。在Instagram上很轻易就能处理掉30张用户自定义图像。但若你要管理5个不同平台上的3000张照片和视频,你就需要一个好的数字资源管理软件了。在Filemobile上,我们帮主人们解决这个问题,生成更多的用户生成内容。就像管理富媒体一样,你可以上网买一个软件来解决几乎所有问题。

如果你仍找不到解决办法,那你可以聘请一个专家来帮你。记住,花钱是为了赚钱,时间是你最有价值的商品。

给市场营销者的贴士:查找GitHub或Google app scripte library 。往往很多时候,你会找到几乎无需任何编程知识的免费即用型开源代码。

6. 别再瞎猜了,开始用数据支撑你的决策吧

如果你可以优化搜索引擎网站,你就可以优化你的生活,发现并发挥你最大的潜能。

网上存在许多研究结果,可以提供各个领域的答案。例如,你知道大多数人最容易在下午4点精力分散吗?这个随机统计数据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罗伯特•马丘克(Robert Matchock)的最近一项调查研究。就算找不到你需要的数据,做一次分离测试也不会占你太多时间。

比如,上周我们做了一些测试去寻找优化Twitter in-stream preview的最佳方法。

不停问自己要如何衡量和优化你所做的所有事情。

7. 停下工作,留时间放空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当我们对某事过于专注时,本质上是将自己禁锢在了一个盒子里。偶尔放下你的工作,拥有一点独处的时间其实很重要。《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上的《独处的力量》(The power of lonely)一文说,独处时间对大脑和精神都有益。

一个持续的哈佛课题研究表明,如果人们相信他们在独自经历某件事,他们会形成更持久更准确的记忆。另一项研究表明,一定量的独处可以使一个人更能理解他人。尽管没有人会反驳生命早年过多的独处是不健康的,但一定量的独处确实能够帮助青少年调节情绪并在学校中获得好成绩。(来源:《独处的力量》)

抽时间自我反省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常常会在不专注事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不会一夜之间就拥有高效率,和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但如果你只是坐等它发生,你不会有任何改变。为了活得更好,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我们的身体,并想办法优化我们的能量。

本文最初发表于 Filemobile 博客

审校@某赖  @芙蕾达喵  @sibyl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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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前任主人的一封信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分离的那一天。我本以为你是带我去看可怕的兽医的,虽然我三年没见他了,但他仍在我心里阴魂不散——但是,不,那天的旅程更加糟糕。那天,你把我带去了动物收容所……我只是报个平安而已。

作者丨Adrienne Gonzalez

译者丨sibyl玥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分离的那一天。或许是因为我一向讨厌坐车,而那天你还把我留在了动物收容所。我本以为你是带我去看可怕的兽医的——虽然我三年没见他了,但他仍在我心里阴魂不散——但是,不,那天的旅程更加糟糕。那天,你把我带去了动物收容所。

你甚至无法凝视我的双眼,也没有回复我在后座发出的呼唤。当你带我去看兽医,我在后座的宠物笼里呼喊时,你总会说:“嘘~亲爱的。”但那天,你什么也没说。我们在沉默中穿过城镇,你甚至都没有把收音机打开。我不明白我做了什么,不明白为什么你连话都不想跟我说。我一直都是个乖女孩。我上厕所都是在自己的砂盆里,我试着不爬我不应该爬的桌子,不把桌上的东西打翻在地,我甚至还克制自己不去刮伤你的沙发。但如果你能给我买一个猫抓板,我就不必去刮你的沙发了,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你把我的笼子拿到车外。在你推开收容所的大门前我就意识到,这地方不妙。非常、非常不妙。当你带着我朝收容所刚走几步时,我发达的嗅觉就向我通风报信了。但我知道你应该也闻到了,因为我发誓有那么一瞬间你停下了脚步,差点就掉头了。我想你可能拐错弯来错地方了,因为我是你的忠实伙伴,你肯定不会把我留在这种地方。你会转身,把我放回车内,开车载我回家,然后晚点我们会就你本来要带我去宠物店挑玩具,结果却开车去了收容所这件事好好笑笑。

我的人类,我知道对你来说这听这起来很诡异,但是在我们进入那间收容所之前,我就能感受到每一只死在那里的动物的痛苦和孤独。那里的猫宝宝和狗宝宝从未体验过主人的爱,而且——更糟的是——它们也从未体验过那些被主人抛弃了的猫咪和狗狗的渴望。那些动物本来明白家庭的喜悦,明白与挚爱的人类共享生命的喜悦,但是最终,因为种种原因,它们被送到了这间可怖的、可怖的建筑里。我愿意相信,你也感受到了那种痛苦,相信正是那种痛苦让你在开门之前停下了脚步。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你还是打开了门。

“这不可能。”当你和另一个人类讨论“文件”(管它是什么),而我被放在大厅,安静地坐在自己的笼子里时,我对自己这样说道。我想你跟他们说你要搬家了。或者你对我过敏(即使我们都共枕五年了你还从没因此打过喷嚏)。又或者你交了新男友但他不喜欢我。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当时正忙着闭眼,让自己从这个噩梦中醒来。

在大厅里,我旁边的那只猫正疯狂地挠着他笼子的门闩试着逃走,而我心想,也许,只是也许,如果我向你展示我是多么的乖巧,你就会改变主意带我回家。所以我一声没吭。我把我的前爪盘在身子底下,试着把自己藏起来,心想如果他们看不见我,他们就会认为你是个疯子。当你跟他们说“我要你们收下我的猫”时,他们就会笑话你,因为显然你提来的笼子里面并没有猫。

在这个寒冷坚硬的笼子里,我换了个蹲坐的姿势——都要离别了你甚至没有为我铺一层毛巾。我记得,从我还是一只小猫开始,这个笼子就是我的休息之处。当你出门工作我便在家等你,那等待就像永恒一样漫长,我就会在笼子里打个小盹。

然后他们带走了我。你甚至没有跟我道别。我看向你的脸,希望能找到一丝证据证明你不得不这样做,证明不论出于何种理由,你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但是把我留在这个一进门就有一股死亡的味道扑面而来的地方你也很伤心。然而你背过身去,然后你离我而去

这才是最糟糕的。

————————————————–

让我来给你讲讲这个收容所吧,人类。这儿有好人,这儿也有坏人。这里的噪音很大。啊,噪音啊。当你熬夜看电视或者在厨房里叮叮当当,而我正很努力地想要打个盹时,我总会不爽。但是收容所的噪音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再一次,我紧闭双眼,想要从这一噩梦中醒来,希望一睁眼我就身处你的沙发上,而你正爱抚着我的脑袋说:“嘘~好了好了,你只是做了个噩梦而已。”但是,你再也没出现,我也无法从这一噩梦中醒来。

所有的动物都知道,这不是个好地方。那些狗狗从不停歇,它们日以继夜地咆哮着、尖叫着、呐喊着。这里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试着带它们出去散步,和它们玩耍,它们便安静点儿了。但是这里的狗狗太多,人类太少,最后那些狗狗非常恼火,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发出各种噪音。

猫咪,也是这样。它们叫喊着。它们咆哮着。我从没听过其它的猫发出这样的声音,而我一直自认为自己是很有音乐天赋的。它们发出的声音非比寻常。我们都很害怕,一些猫咪只是一个劲儿地叫喊着、叫喊着,希望有人会把我们从笼子里放出来,带我们回家。

但是,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仍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我的金属笼子里,心想如果我能做个乖女孩,或许你会回来把我接回去。

————————————————-

有时候,会有人类偷偷地给我们带好吃的,他们就是那些自愿在空闲时陪伴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数量太过庞大,即使是最好的志愿者也无法陪伴我们所有,但是他们确实努力这么做。他们真的很温柔,即使是面对那些在收容所里受惊过度的猫咪也是如此。我们之中,大多数都是受惊过度的。

这里还有一些好心的医生,一些工作人员也很和善。但是大多数时间里,我感觉有许多带着手套的人类朝我们这里戳戳那里戳戳,然后在写字板上写下我们的信息。

每到深夜,当收容所里只有清洁人员、可能还有一个无事的兽医在徘徊走动时,我会和我周围笼子里的猫咪们聊天。它们会告诉我它们的人类,它们的家,它们从哪来以及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也告诉了它们我的故事,我说,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人类要把我留在这里,但我希望我知道我错在哪里,因为我从没想要惹我的人类生气。

有些猫咪以前也在这里呆过。有些在来这之前一生都在街上流浪。有些根本不喜欢人类,那些通常都是先走的猫咪。它们去了收容所后部的那个“房间”。一旦你走入了那里,你就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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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家收容所,人类会先把狗狗带进那个房间。他们会把一堆关在笼子里的狗狗堆到一个手推车里,然后就来我们猫咪的房间一只一只地挑。他们会试着安慰你,不让你害怕,那温柔的话语会让你觉得你是要出去游山玩水,但是我们都清楚。一旦你走入了那里,你就再也出不来了。

我的邻居是一只年老的猫咪,他跟我讲述了那间房间里的事情。

曾经,当他和我一样年轻时,他也在收容所里。人类把他带进了那间房间。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恍若隔世。那时,他们把他放进推车上的笼子里,推着他走过一道长长的走廊。

然后你便会闻到那个味道。死亡的味道。那间房间就是死亡。就连那些推你进去的人类都不喜欢它。成千上万的动物的灵魂漂荡在那里,尖叫着,日日夜夜,只是尖叫着。但是没有人抓得到它们,因为它们已经死了。它们无法安息,只能在那条长长的走廊上徘徊,寻找着它们的人类。

那只老猫咪说,人类把他带进那个房间,在他的“文件”(我仍然不明白那到底是什么)上潦草地写了些什么,然后他被按下,另一个人类朝他挥舞着一只大针。就在这时,另一些人类走了进来,把他带了出去。

他说,一个动物救助者听说他要被送去那件房间,便想把他救下。收容所的人类把他装进一个盒子里,将他送去了一个美妙的地方。在那里,他享受着人类家庭的关爱,直到几年之后他又被送回了这里。像我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但他清楚的是,如果他再进那间“房间”,没有人会去拯救他。

“无论做什么,千万别进那间房间。”他这样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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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千辛万苦地想给自己再找一个人类。其他的猫咪告诉我,这就是我必须做的,否则我会被送去那间骇人的房间。

每当有陌生人靠近我的笼子,我都会呜呜地打呼噜,甜美地微笑,用我的下巴蹭他们的手,希望他们能带我回家。

我特别喜欢那些志愿者。他们会向其他人类大大地夸奖我,说我多么可爱,多么伶俐,多么温柔。我希望他们之中有人会把我带回家,但是我也明白,他们家中已经有太多的猫咪了。

日复一日,我一直努力讨好人类,但是没人带我回家。日复一日,我身边的朋友们不是回家了就是——更糟——去了那间房间,再也没有回来。

有新的猫咪被送来时,我们这些前辈就会告诉他们我们的前辈告诉我们的故事,希望不论我们多么害怕,如果我们能惺惺相惜并且有所憧憬,我们或许都不会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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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生病了,非常难受;我的眼睛像火烧一样灼痛,我的鼻子被堵得根被吸不来气,一打喷嚏就有绿色有毒的鼻涕溅上我笼子的四壁。

很久之前,我的那位老猫咪朋友就开始打喷嚏。他被送去了那间房间,再也没有回来。我知道我会是下一只。

你知道吗,我的人类?我仍然对你心存希望,希望你会回来接我。或许,当你听说我病了,你会很伤心,然后就改变主意接我回家。

但是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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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晨,从收容所的兽医看我的表情我就明白了,轮到我进那间房间了。他眯着眼睛,在一张纸上飞快地写下一大串东西,而且几乎不碰我。

那时我感觉糟透了,糟得都令我释怀了。好吧,来吧,把我送去吧,与其这样苟延残喘地过一辈子,不如死个痛快。

那晚,其他的猫咪——甚至那些我唤为朋友的猫咪——几乎都没和我说话。就好像如果它们跟我说话,它们也可能进那间房间一样。

那晚,收容所安静得出奇。我几乎听不见聒噪的狗狗和伤心的猫咪的声音。

我的眼皮特别沉重,于是我睡了过去,等待收容所的人类来将我带进那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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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时至今日我都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就在我认为一切即将结束,认为至少我再也不用在一个小笼子里委屈地过活,通过讨好别人来给自己找一个家时,一个人类把我带走了。

那不是你,我的人类。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类,但我知道接下来收容所的人类把我装进了盒子,送去了她的家。

她打开了盒子,俯视着我——天啊,我的眼睛被“某种分泌物”粘得睁不开,鼻子下还挂了一串鼻涕,我看起来一定丑爆了——然后她用最最温柔的声音对我说:“没事了,亲爱的,你现在安全了。”

她抚摸着我的脑袋,仿佛我是她见过最美最可爱的事物一样,即使我还滴着绿色的鼻涕,感觉自己已经丑得无药可救了。我的感觉糟糕到我都无法抬头看她。我也不需要看她,因为我能感受到她,她将她温柔的手伸了过来,将我带出了这个地狱,虽然我仍没有从这个地狱的噩梦中醒来。

尽管我不知道她是谁,尽管我曾经的人类背叛了我,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一只又一只的猫咪被带进了那间房间,但是我有感觉,当这个人类对我说我安全了时,我能信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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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才从感冒中好起来,不过我的新人类特别擅长给我喂药(噗,那太恶心了),而且因为我的鼻塞太严重不愿吃猫粮,她还给我吃了炸鸡。

我现在住在一家救助之家,这里还有许多其他的猫咪,它们中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收容所故事。当我第一次见到它们时,我还有点不愿意和它们做朋友,但是它们真的很热情地欢迎我,告诉我如何耍些小诡计让我们的人类给我们零食吃(有时她真的很傻很天真,哈!)。

这个人类并不会永远照顾我——她被称为“收养者”,负责给像我一样的动物们提供一个好的住处,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寻找永久的家——这样也好。我非常喜欢这个人类,但是说真的,有这么多的猫咪跑来跑去,有时我们的房子会变得有点让人抓狂。找到一个只属于我的家会更不错,最好不要有这么多猫咪。别误会,我喜欢猫咪,但是这实在疯狂了点,就像总会有猫咪在你面前走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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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遗憾,我们之间的问题仍没解决,我的人类。我仍然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决定把我送去那个可怕的地方,但是我并不生气。

这里好极了。我们有许多好玩的玩具、猫爬架、猫抓板,这里的食物也相当不错,不会像你以前借口没时间去宠物店时给我吃的那些食物那样让我的胃翻江倒海。

当我想玩时,我可以和这里的兄弟姐妹们玩。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更喜欢爬上人类挂在窗户上的吊床,趴在那里看外面的小鸟。

我承认,有时当我看向窗外时,我会想你在做什么,我的人类。

不论你在做什么,我希望你快乐。我希望你不要担心我。我希望你不要再养猫咪,除非你确定这一次你愿意永远照顾它,因为我不希望几年之后你再把另一只猫送去收容所,就像当你决定我与你的生活格格不入时,你对我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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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信纪念我的那些被送进了那间房间,并再也没有回来的收容所的朋友们。

救助我的人类代表我,以及我们家其他那些明明什么错也没有却和我一样被送去了收容所的猫咪们,写了这封信。

人群并非真的容易疯狂

人群并非真的容易疯狂——他们是由高度合作的个体组成,受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的驱使。群体展现的不全是破坏性,群体之中的我们也可能会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作者丨Michael Bond(撰写有关心理学和行为学文章的记者)

译者丨tranquil772(万古杂志中文项目译者)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一群人走过纽约世贸中心附近的一片废墟。图片来自Gulnara Samoilova|美联社|宾州分社

没什么能比一场暴乱更能引发我们业余心理学爱好者的热情。想一想2011年8月,伦敦市郊托特纳姆区(Tottenham)29岁的男子马克·达根(Mark Duggan)遭到警察枪杀之后发生的事情。数千人占领了伦敦及其他英国城镇的街道,爆发了英国这一代人最为恶劣的民众暴乱。在暴力及破坏行为持续了大约6天后,警察终于恢复了社会秩序,然而从首相大卫·卡梅伦,到各党派报纸的专栏作家,所有人都在谴责这一丧失理智的疯狂暴乱,他们不敢相信仅仅一个枪杀案(虽然很恐怖)竟能引发身边这样一场大型冲突。当时解释这场暴乱的理论是,暴民们的自我意识和理智已输给了群体心理。

2011年8月,伦敦市郊托特纳姆区(Tottenham)29岁的男子马克·达根(Mark Duggan)遭到警察枪杀之后,数千人占领了伦敦及其他英国城镇的街道,爆发了英国这一代人最为恶劣的民众暴乱

自从法国大革命和攻占巴士底狱发生以来,这一观点一直都是对群体行为(crowd behaviour)[1]的压倒性看法。19世纪的法国犯罪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 Tarde)把最有教养的人群都比做“一只巨型蠕虫,其感知能力四处扩散,并根据大脑的指令做出错乱的行为”。塔德的同代人,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曾试图将群体行为解释为大脑的麻痹;个人受到群体的催眠,会变成无意识冲动(unconscious impulses)的奴隶。“他不再是他自己,而变成了一台自动机器,不再以自身意志来引导自己,”勒庞在1895年这样写道。“独处时,他可能是有教养的个体;在群体中,他就变成了野蛮人……他是众多沙粒中的一粒沙,被风恣意吹拂扬起。”

Gabriel Tarde

这仍然是当前对暴徒行为的普遍看法,但它被证明是错的。近几年,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群体中的个体并没有放弃理智和自我意识,而是根据事件发生时他身边的人来定义自己;他们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将如何行事。

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赖歇尔(Stephen Reicher)说,此群体行为模型符合过去30年里有数据记录的每一次公众骚乱。此模型也与对城市动荡进行的那次彻底调查相一致:该调查即1965至1967年间,科纳委员会(the Kerner Commission)对洛杉矶、芝加哥、纽瓦克以及美国其他城市的城市种族暴动所做的报告。也许这些暴动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67年7月的底特律市,起因是警方突袭了一家无营业执照的酒吧,然后数百名老顾客以及当地居民就联合聚集于街道,以示抗议。人群与执法机关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了4天多,最终造成43人死亡,1,189人受伤,2,000多座建筑物被毁。

科纳的报告作出结论,认为这场暴乱——自南北战争后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其背后的关键因素是黑人社区所遭受的广泛性剥夺。报告指出,黑人的失业几率是白人的2倍,生活贫困率几乎是白人的4倍。报告还指出,典型的暴徒比其社区中的普通人受过更好的教育,而且更能融入社会,也较不可能拥有犯罪前科记录。“这些暴徒要寻求的似乎是对社会秩序更全面的参与,以及享受大部分美国人都享有的物质利益,”报告总结道。“他们不是在排斥美国式体系,而是急于想要在此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Kerner Report of 1968

这一结论与赖歇尔的理论十分吻合,后者认为,群体中的人不是受无理智或疯狂的驱使,而是通过与周围人进行合作来行事的。他们并未丧失理智,反而是以完全的理性意图(full rational intent)在行动。在伦敦,暴徒们所在的社区此前曾经年累月遭到警察的不公对待,特别是年轻黑人男性经常在大街上被警察无正当理由就拦截并进行搜查,正因如此,有很多(并非全部)暴徒会对他们的社区受到这般对待而普遍感到委屈,并受到刺激而发动暴乱。当暴乱发生时,很多个体都感到,作为一个不满群体中的成员,他们有正当理由参与到暴乱之中。

但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模型同样也解释了为何处于紧急情况中的群体会“不愿”恐慌,这让群体陷入更高的危险之中。2001年9月11日,在那架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世贸中心的大厦后,大楼里的人多数都在磨蹭,而不是冲向最近的出口。即使那些设法逃脱的人也在逃往楼梯之前平均等待了有6分钟。有些人晃晃悠悠了达半小时之久,他们等着获得更多信息,搜集要带走的东西,去了下洗手间,写完了电邮,或者还在打电话。

研究人员说,与此事件类似,乘客在交通事故中丧生,是因为他们都未能设法离开现场。拿1985年8月22日发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机场的飞机着火事故来说,当时有55名乘客丧命,皆因他们在失火期间还停留在自己的座位里。在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研究灾难心理学(disaster psychology)的约翰·利奇(John Leach)说,要怪就怪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困惑情绪(a shared state of bewilderment)吧。人们一般认为人群在紧急事件中一直会恐慌,而与此相反,大型群体相比于小群体(在事故中)拖延乱转的时间更长,因为大群体想出一个逃脱方案的时间会更长。

对于群体动力学[2](crowd dynamics)的最新理解已经帮助欧洲的权威人士重新制定了群体管理规则。出现紧急事件时,新规则鼓励个人避免受自满情绪的迷惑,并鼓励个人思考逃脱方案。同样地,很多警力要接受训练,采取更加敏感、更具交流性的方法来进入大型群体中。如果群体行为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社会规范,而非少数犯罪分子的行为,那么派防暴警察队进入暴动团体中就只会让事情变遭,因为这种做法把每个人都当作了袭击者。假定的袭击者也许会以其之道还治其人,暴力于是就会蔓延开来。

这些变化多是由利兹大学的一名研究者——克利福德·斯托特(Clifford Stott)所推动的。斯托特完成大多数研究工作的途径是驻扎于人群中——尤其是驻扎于英格兰足球客场比赛的球迷群体中——并记录下球迷的所作所为。他曾在口袋里装上口授留声机,亲身经历了欧洲那几次由英格兰球迷参与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包括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以及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决赛。他一点也不怀疑,多数足球暴力事件从泛群体身份(broad group identities)的角度来考虑才能得到最佳理解,而不应从追随少数足球流氓的愚蠢跟风者的角度来考虑。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世界杯的比赛中,绝大多数英格兰球迷一开始表现平静,但当他们感到当地警察特别“关注”英格兰队的球迷时,他们的情绪便一同出现了变化。同样,苏格兰足球迷即使喝得酩酊大醉也极少会卷入麻烦,因为“非暴力”(non-violence)已经成为他们身份里的一部分了。苏格兰球迷通过避免冲突,而与英格兰球迷划清了界线,甚至还对自己群体中显出攻击性的球迷施以惩治。

克利福德·斯托特(Clifford Stott)

2004年,欧洲足球锦标赛第一次在葡萄牙举行,开赛之前,斯托特及其合作者把他们的研究结果展示给了葡萄牙公安警署(Portuguese Public Security Police —PSP)。他们建议PSP放弃使用以前在多数比赛中使用的“防暴警察队”策略(riot-squad tactics),而改用一种低调、坚定而友好的方式。葡萄牙人欣然接受。他们开发了一个培训项目,以确保所有PSP警官都能理解这个理论,并知道如何将理论转化成非对抗的治安维护。结果,在2004欧锦赛中,英格兰队的比赛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混乱。

在漆黑的隧道里,几百人被困,他们根本没法知道自己能否获救,这种情况下被困者很少会恐慌

今天,群体行为的社会身份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已是欧足协联盟(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UEFA)在欧洲举办全部比赛中进行治安维护的框架,但在俄罗斯和东欧,这一模型仍然只是得到零星的应用。斯托特现在正努力把此模型推广到足球以外的领域。2009年,英国独立的警务督查机构,英国女王督察局(Her Majesty’s Inspectorate of Constabulary —HMIC)请他写一份将群体心理学应用于公众治安维护的报告。HMIC采用了他的很多建议,获得的成果之一就是在伦敦和其他地方创立联络组(liaison units),即把穿着显眼制服的警察派入抗议群体中,与抗议者建立联系——而不是像某些激进分子猜测的那样,去暗中监视抗议者。尽管在2011年一系列暴乱爆发之后,伦敦警方的公信力遭到了质疑,但是在2012伦敦奥运会举办期间,伦敦警方还是成功地使用了50来次联络组。

多年的实地调研让斯托特、赖歇尔以及其他社会心理学家认识到,愚蠢的非理性行为在人群中极少出现;不仅如此,人们在命悬一线的时刻,心中的准则便是合作和利他。2005年7月7日早晨,上班高峰期间,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伦敦的交通系统中引爆了4枚炸弹,致使52人丧生,770多人受伤,就在这场大屠杀大混乱中,出现了了许许多多非凡的互助佳话。在那满是烟灰的漆黑的地铁隧道里,几百人被困,他们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能否获救,这种情况下被困者很少会恐慌,并且如一位获救者后来所说,他们都意识到“我们是同命运共患难的(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together)”。

在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由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德鲁里(John Drury)率领的一群研究者为了描述群体在受到胁迫时通常是如何表现的,而造出了一个新词——“集体顺应力(或复原力)”(collective resilience),这是处于危险情境中的一种互助、团结的态度。很多记录归档的事件都展现了这一态度。2008年,德鲁里的团队采访了过去40年里发生的11次悲剧事件中的幸存者,包括1989年希尔斯堡足球场惨案[3](Hillsborough football stadium disaster)——96位利物浦队球迷因在人群汹涌的围栏中被踩踏而丧命;还有1983年爱尔兰共和军(IRA)发动的那次爆炸事件,致使伦敦哈罗兹百货公司(Harrods)外的6人丧命。在每个个案中,德鲁里的受访者大多回忆说,自己在灾难发生时感到一种强烈的“团结”之感,并想要帮助陌生人。德鲁里说,若是没有这样的合作,伤亡率将会高很多,他还将事件中的群体称为“第四个应急服务”[4](the fourth emergency service)——而警方可不怎么赞成这一观点。在德鲁里看来,把群体性灾难事件归咎于集体行为是错误的。更多情况下,真正问题出在差劲的组织工作上——把太多人置于同一个地点,或者场馆设计有缺陷。

德鲁里解释道,一场危机,甚至像是列车在隧道中发生故障的小型事件,都在之前还是由陌生人组成的集群中造出一个“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 crowd)。你突然间和大家处在共同命运之中,你的利益范围(sphere of interest)也从个人扩展到了群体。

“我认为(惨案中的)每个人都会同意,他当时已经不再把那个人只看作足球迷了,”一位希尔斯堡惨案的幸存者如此说。“我不认为有谁在当时会把人区别成利物浦球迷或是诺丁汉森林球迷……那时候人不再是某个球队的球迷,而只是人。”

这种交融及隔阂被打破的感觉,是最受广泛报道的群体经验之一。心理群体经常会成为一些让人满足、令人振奋的地方。在2011年埃及革命爆发后我采访了一些人,我经常听革命参与者说,在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参加抗议的那些天,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这场革命会是我这一辈子参与过的最伟大的大事,”科学记者穆罕默德·雅西亚(Mohammed Yahia)对我说。“那是一片天堂之地,”青年组织者之一,曾调度过早期示威活动的巴塞姆·法特希(Basem Fathy)也说道。“那时没人会想你到底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是穷人还是富人。”

2012 World Press Photo Contest Winners – Protestors cry, chant and scream in Cairo’s Tahrir Square

驻开罗记者厄休拉·林德赛(Ursula Lindsey)回忆埃及革命时这样说:“一旦你看到人群,你便感到那人潮和你是一条战线上的。你感觉自己正气凛然。革命让人们感觉极好。参与者都因此兴奋陶醉,看到自己是如此大的一个集体中的一分子。这是一次无休止的、大开胸怀的、积极肯定的经历。你感到内心的恐惧消散了,感受到这种欢欣,因为那么多人都和你在一起。那18天显露出了人们身上最好的东西。人们也把最好的一面展现了出来。”

处于群体之中的我们可能会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这一观点与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就盛行的普遍认识正好对立。但此观点有科学的支持:从足球迷群体的凝聚力,到灾难性事件中受害者的无私利他,再到革命参与者的团结一致,表现群体理智和亲密的证据已经展露无遗,势不可挡。

 

译注:

[1] 群体行为:指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由两个或更多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个体组成的人群集合体。群体介于组织和个人之间。在由人构成的群体中,成员之间互不相识,由于同一个目标而聚在一起。人群行为的大多形式都未经组织安排,成员不遵从传统、规则和管理。有时人群行为会变得粗鲁、冲动甚至暴力。

[2] 群体动力学:在群体中,只要有别人在场,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就同他单独一个人时有所不同,会受到其它人的影响,研究群体此种影响作用的理论,即群体动力学。群体动力学亦称 “团体动力学”,指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它以群体的性质、群体发展的规律、群体和个人的关系、群体和群体的关系等作为研究对象。

[3] 希尔斯堡足球场惨案(Hillsborough football stadium disaster):发生于1989年4月15日,地点在英格兰谢菲尔德市的希尔斯堡球场。利物浦队和诺丁汉森林队在英格兰足总杯(FA)的半决赛会面,开赛前,利物浦队球迷要通过一个破旧的旋转门入场,并在莱平巷站台(Leppings Lane stand)观战。由于警方错误地让过多球迷入场,导致人群过度拥挤,造成96人死亡,766人受伤。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球场惨案。

[4] 第四个应急服务:应急服务(emergency services)也称“营救服务”(rescue services),指通过应对不同紧急情况而确保公众安全及健康的组织。应急服务主要分为三种:1. 治安维护——保障社区安全,应对威胁个人及财产的犯罪行为。2. 消防部门——提供消防队员,应对火灾及救援工作,有时也会负责某些第二级紧急救援任务。3. 紧急医疗服务——应对紧急医疗事故,提供救护车和医疗救护人员。

 

审校丨沈持盈  芙蕾达喵  独眼一点五

睡眠的终结?

治疗失眠的研究是一个迅速增长的市场,失眠症患者为了入睡会无所不用其极。现在,能彻底减少我们睡眠需要的新技术已经出现——我们有足够勇气来选择这种生活吗?

作者丨Jessa Gamble(“the Last Word On Nothing”博客的博主之一,《午休与午夜阳光:我们如何测量并体验时间》作者)

译者丨沈持盈

2009年8月12日,阿富汗库纳尔省白沙瓦山谷(the Pesh valley of Kunar Province),一位美国士兵于执行夜间任务时小憩。图自卡洛斯•巴里亚(Carlos Barria)/路透社

工作、交友、运动、育儿、饮食、阅读——一天的时间实在是不够用。为了活得充实些,我们中的许多人会从睡眠时间中省下几个小时。然后第二天我们会为此付出代价。对生活的渴望让许多人即便不憧憬完全消除睡眠需求,也想要大幅减少它。这并不奇怪:如果有一种流行病同样地夺去了他们三分之一的清醒生活,对这病的治疗研究一定能得到不菲的资金——这是睡眠研究者的圣杯(Holy Grail),他们可能已经在接近圣杯了。

睡眠需求和大多数人类行为一样,我们很难将文化习惯和我们的生理需求分开厘清。在柔软的床上,孤身一人或者成双成对地进行八小时睡眠,实际上并不符合人类的典型习惯。在许多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睡眠更加零碎,社会活动会持续整晚。当某些趣事发生时群组成员就会醒来,有时他们也会在会谈中途睡去,以此作为一种退出争论的礼貌方式。睡眠是很普遍的,但是我们完成睡眠的方式却十分多样。

不同的物种在睡眠行为上似乎也迥然不同。食草动物的睡眠比食肉动物要少得多——相较于一只狮子20小时的睡眠,一头大象只睡四小时——想必是因为食草动物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喂饱自己,且天生警觉。作为杂食者,人类的睡眠时间处于二者之间。人体的主时钟,即昼夜节律(Circadian rhythms)[1]让我们预知日常环境周期,并根据一条时间线来安排我们的器官运行,好让器官不会彼此干扰。

我们的生物钟基于一个化学震荡(chemical oscillation)[2],这是一个细胞水平上的反馈回路,回路完成需要24小时,并处于我们眼后方(靠近视神经的交汇点)的一个脑细胞丛的监控之下。哪怕身在一个没有任何光亮或者时钟的洞穴中,我们的身体还是有一个几乎精确到24小时的内在计划表。这一孤立的状态被称为“自由运行”(free-running)[3],我们知道它是由身体内部所驱动,因为我们的人体时钟运行得有一些慢。如果没有光线重置该状态,我们就会每天都晚醒几分钟。这是每个已知的多细胞生物体所拥有的根深蒂固的循环,该循环由地球自转塑造而成——它与地球自转及其造成的昼夜循环一样无法避免。
人类睡眠包括数个长达90分钟的大脑活动周期。对于一个醒着的人来说,脑电图(EEG)读数非常复杂,但是随着睡眠开始,脑电波减慢,逐渐从第一阶段(放松)下降至第二阶段(轻睡眠)再到第三阶段并进入慢波深睡眠(slow-wave deep sleep)[4]。这一恢复性阶段之后,大脑进入一阵快速眼动睡眠(rapid eye movement)[5]时期,这一时期的大脑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像清醒时的大脑。从该阶段醒来后,睡眠者有可能会报告说他们做梦了。

对于睡眠剥夺(sleep deprivation)的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是个体差异的清晰呈现——在整夜不睡觉明显之后表现更好的人群,与一缺觉就无法忍受的人群之间。这一差异十分明显,而且似乎基于一些为神经递质受体(neurotransmitter receptors)[6]进行蛋白质编码[7]的基因变种,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很快人们就能根据个人的基因类型来量身定制兴奋剂的种类和剂量。
大约在千禧年来临之际,24小时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睡眠的这种生理需要开始变得有些古怪并且不再必要。正如避孕药将性行为与生育行为分开一般,人工兴奋剂(designer stimulants)似乎已经静静地做好了准备,让我们与动物王国的陈旧需求渐行渐远。
任何对于嗜睡的治疗都必须瞄准大脑的前额皮质(prefrontal cortex)。大脑所执行的功能非常容易受到睡眠剥夺的危害,睡眠不足的人更可能会冒险,同时又不太可能做出新奇而有想象力的决定,或者制定出行动方案。市售名称叫做“不夜神”(Provigil, Nuvigil)的莫达非尼(modafinil)、阿莫达非尼(armodafinil)等人工兴奋剂让前额皮质重回正常状态,并能高效对抗睡眠缺失带来的负面效应。在连续60小时不睡的过程中,每8小时服用400毫克剂量的莫达非尼能够让人恢复到休息后的行为水平,支撑着你以充足精力完成无聊任务到以十足创意完成复杂任务,能让你达成任何事情。它延缓了伴随睡意所带来的冒险倾向,让人的陈述性记忆(事实或者个人经历)和非陈述性记忆(所学技能或者下意识的联想)[8]都回复到正常状态。

这种兴奋剂的效用引人瞩目,但也大致等同于20毫克右旋安非他命(dextroamphetamine)或者600毫克咖啡因(相当于喝下约6杯咖啡)的恢复效果。尽管咖啡因的(代谢)半衰期(half-life)[9]更短,且每四小时必须服用一次,但它却有普遍可得以及价格低廉的优点。

对于任何靠喝大量能量饮料刷夜赶论文的大学生来说,人工兴奋剂能够支持长时间且专注的工作,这一点也不惊奇。对因服用安非他命而极度兴奋的人来说,更具挑战性的测试是如何顺利听完祖母打来的电话。想要合成出一种不会野蛮地影响人的心理,而让人聚精会神的兴奋剂是很难的——也就是说,不能舍弃与外界环境进行良好沟通和做出巧妙社交决定的能力。急躁和不耐烦会有损于团队的互动以及社交技能,但药物研究通常会忽略这些微妙之处,急躁和不耐烦这些现象在药物研究中通常被视为不可靠的自陈数据。在人们早期热衷于用药物缩减睡眠时,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加拿大国防研究及发展机构(Def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nada)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范式[10],将这一问题给展现出来了。1996年,国防心理学家马丁•泰勒(Martin Taylor)将志愿者们配对,给这些二人组的每位成员都发了一张地图。两张地图中有一张上面标有一条路线,拿到有标记地图的个体需要足够准确地描述路线,好让搭档在另一张地图上重新画出来。与此同时,研究者也能收听到口头对话。对照组的志愿者通常通过这样的对话在地图上做标记:“你看到的公园是在环岛西边吗?”而服用莫达非尼的志愿者则忽略了这些反馈询问,相反,他们提供的是简短生硬且非问题式的说明,诸如:“离开环岛西面,然后左转至公园。”他们的对话更加简短,画出的地图也比对照组要粗略。而且,莫达非尼也让人对自己的表现有所高估:服用了莫达非尼的个体不仅表现更差,也不太可能意识到他们做得差。

友军火力误伤事件让当事人进了军事法庭,但是在媒体上,受审的却是药物。

用兴奋剂减少睡眠被证实是一种失败之举,其原因之一是,我们仍然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要睡觉?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睡眠剥夺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自明之理:睡眠剥夺会让人们变得嗜睡。反应时间变缓、信息处理能力减弱以及无法保持持续的注意力都是嗜睡表现的一部分,但最可靠的特征就是入睡时间缩短,或者是当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中时入睡会加速。一个颇令人恼怒的递归结论是,睡眠的主要功能是让我们在白天保持清醒。

既然兴奋剂无法为睡眠提供一个生物替代品,那么睡眠革新者的新口号就是“效率”,这就意味着:要减少为达成完全功能所需的睡眠时间。美军研究机构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引领了一种将整夜睡眠压缩成为短短数小时的方法,迫使人的头部接触枕头时便能入睡,以及将睡眠集中到最有恢复效果的阶段。现役士兵的认知能力和生理功能需要达到最佳以执行任务,即使是他们在一个24小时的周期内只睡了短短几小时的情况下。

心理学家南希•维森斯顿(Nancy Wesensten)来自马里兰州沃尔特里得陆军研究所(the 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军事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Military Psychiatry and Neuroscience),她的一个工作任务就是找到让士兵们对抗急性或者慢性的睡眠剥夺效应,从而工作更长时间的方法。她提出,个体的睡眠,如同食物和能源一样,应该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在与海军陆战队一起工作时,维森斯顿没有设法去创造一个能无限期长醒不睡的超级战士。她甚至也不认为自己应尝试着提高士兵的表现,因为她相信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是精英中的精英。每个人终须睡觉,但是战场需要士兵长时间地保持清醒与警觉。

美国陆军和空军在采用兴奋剂一事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在24小时空战中率先开创了莫达非尼和右旋安非他命的应用——然而海军陆战队通常不会接受任何药物介入行为。与维森斯顿一样,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的研究伙伴之一,“先进脑监控”(Advanced Brain Monitoring)公司联合创始人克莉丝•贝尔卡(Chris Berka)告诉我她对于兴奋剂的有效性持谨慎态度,“一种新的兴奋剂时不时地就出现了,它的效果不错,吸引了不少人的兴趣,之后你就再没听说过关于它的任何事情了,因为它也有局限性。”

一些失败的空军任务已经让人们意识到由安非他命引起的妄想症的危险。,1992年美国空军取缔了安非他命的使用,不到10年后,“暴走丸”(go pills)悄无声息地被再次引进,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用于战斗飞行员身上,让他们得以执行长时间的出击任务。2002年4月17日,受训成为王牌战斗机飞行员的哈里•施密特(Harry Schmidt)少校驾驶一架F-16战斗机经过坎大哈(Kandahar)上空。下方的加拿大士兵当时正在进行一场演习,指挥员告诉施密特不要开火。在确信自己遭到攻击后,这名速度失控的飞行员还是开火了并使四名加拿大士兵丧生。友军火力误伤事件让当事人进了军事法庭,但是在媒体上,受审的却是药物。

“暴走丸”(go pills)

考虑到军事人员,ABM公司发明了一种叫做“索姆尼奥睡眠训练员”(Somneo Sleep Trainer)的面罩,让人们在移动的睡眠环境中能抓住一到两个小时的最佳时机进行战略性小睡。面罩屏蔽了环境噪声和视觉干扰,并在其眼部周围安装了一个加热元件,其原理基于面部温度升高有助于让人入睡的研究发现。当快到你设定的清醒时间时,面罩里会逐渐亮起一道蓝光来抑制脑内褪黑素(sleep hormone melatonin)的分泌,好让人醒来后不那么眼花无力。

理想状态的睡眠包含了数个耗时60至90分钟,从慢波睡眠回到快速眼动睡眠(REM)的循环,但是一个20分钟的小睡则完全是让人尽快进入第二阶段的睡眠。索姆尼奥面罩的理念是快速度渡过阶段睡眠(第一阶段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益处的入门阶段),然后进入第二阶段睡眠,这一阶段至少能够让疲乏的肌肉得到休整,让警觉性得以恢复。

对于圣地亚哥附近彭德尔顿军营(Camp Pendleton)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来说,4小时及以下的睡眠是严苛的基本训练和进阶训练项目之一。作为一项性格磨练的压力源,一夜又一夜的睡眠剥夺是一场个人的耐力测试,但是正如维森斯顿所说,这与士兵们的其他训练目标背道而驰,诸如在一个月内学习安全操控枪支并记住这一知识。贝尔卡同意这种观点。“我们甚至在部署兵力之前就证明了慢性睡眠剥夺的累积效应,这对于学习和记忆都有影响。”她在ABM公司将大脑监控设备引进军营进行测量的28天后解释道,“这种剥夺训练摧毁了我们要训练出新技能组合的目的,指挥部认为这非常重要。”给几十个受训者配备夜视镜,训练他们分辨敌友,这并不便宜——都要从薪水中支出。

黑暗与饮食,是练习“睡眠卫生”,或者是其他一系列优化睡眠健康的行为的方法

索姆尼奥面罩只是让士兵保持意识清醒的众多尝试之一。另一个原创方法是膳食补充(dietary supplements)。诸如从鱼油中提取的欧米茄-3脂肪酸(Omega-3 fatty acids)能够让士兵维持48小时不眠地执行任务——也能增强他们的注意力和学习能力——海军陆战队有希望看到更多的营养补给品被纳入他们的伙食配给之中。屏蔽短期睡眠剥夺症状的措施是否能同样防止(剥夺的)长期积累效应,这仍然是个问题。随手翻翻资料,上面的文字都在警告我们常年缺觉会导致我们变得肥胖、病弱以及愚蠢。有越来越多的疾病都与昼夜节律失调这个风险因素相关联。

索姆尼奥面罩和营养补给品——换言之,黑暗与饮食——是练习“睡眠卫生”,或者是其他一系列优化睡眠健康的行为的方法。它们可以将缩短的夜间休息所带来的影响调节至预期的八小时睡眠标准。但“人类增强”(human enhancement)[11]的支持者对这一标准并不满意。总是在把极限往前推进的一些科技先锋将想尽一切办法要完全摆脱睡眠需求。

来自纽约的创业者查尔斯•奇普•费舍尔坐在一个装满书的书柜前,双手交叉合拢,准备将他的产品展示在网上。他面前的一张抛光暗色木桌上放置着他的设备,这个设备由一个电源给两个海绵状的黄色球体供电。当开始录制在线指导视频时,费舍尔将海绵塞入一个盛水的玻璃杯中,然后将滴水的海绵卷在鬓角上方的头巾下面。设备开始联通,费舍尔对着摄像机平静地眨着眼,此时脉冲已经进入他的颅骨中,到达了大脑前额皮质区域。他的设备——自1991年起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所批准——与那种推销给冲动型购买者的假冒设备不同,该设备在治疗失眠以及其他病症方面疗效显著,它也是人类对抗睡眠之战中一类新型武器的一部分。

费舍尔是位于纽约麦迪逊大道的费舍尔•华莱士实验室的负责人,自真空管黄金时代(译注:指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第一代电脑盛行的时期)以来,消费电子(consumer electronics)产业已经成为了他的家务事,彼时他父亲的公司就专门售卖“费舍尔牌无线电接收机”。他的产品投放包含了所有深夜档电视购物节目的特征——客户评价、退款保证、哥伦比亚电视台中档节目水平的剪辑——可能让一个理性主义者避而远之的令人激动的推销手段。索尔和伯纳德•利斯兄弟俩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师,费舍尔从两兄弟处获得了一个经颅刺激设备的专利。他将人体视为一个材料的集合,一些组织更有导电性,另一些则更加绝缘。“要让电流刺穿骨头和头颅意味着,我们需要更高的载波频率(carrier frequency)[12],约15,000赫兹。这个数值由500赫兹和15赫兹两种频率组合而成。”费舍尔告诉我,“推导出这两个数值花了8至12年。当频率介于0和40赫兹之间时,人体会受到影响。”那些治疗失眠的研究对于费舍尔来说是最大且增长最迅速的市场。患有顽固型失眠症的患者为了入睡会无所不用其极。

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current stimulation—tDCS)[13]是睡眠效率和认知增强领域一项颇有前景的技术。通过颅骨最薄的部分对背外侧前额叶皮质施加的交流电,几乎拥有和电痉挛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一样神秘的有益效果。而后者是人工诱导失忆的鼻祖。电痉挛疗法[14]也被称为“休克疗法”,因为过度使用而得到了恶名,这在肯•凯西(Ken Kesey)的小说《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1962)以及1975年改编的电影里有所体现,但它在缓解重度抑郁症方面效果惊人。我们其实不太理解经颅直流电刺激的治疗原理,甚至对于现在更加温和、针对性更强的电痉挛疗法来说,其副作用也让它成了那些药物治疗不起作用的病例里的最后一招。与电痉挛疗法形成对照的是,经颅直流电刺激的电流十分温和,不会直接导致神经元放电,但足够轻微改变神经元的偏振(polarisation),降低其放电的阈值。

电痉挛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

与鬓角相连的发际线上方的头皮上装有电极,电极让人感到轻微而短促的刺痛,之后便不再有任何不适之感。“我们利用这种刺痛感来创造虚假范式(sham paradigm),”空军研究实验室有生力量指挥部(Human Effectiveness Directorate)[15]的安迪•麦金莱(Andy McKinley)告诉我。“控制对象只会接受几秒种的刺激——不足以造成任何认知性影响,但是足够给予他们的皮肤同样的刺激感觉。”在半小时的真正治疗之后,治疗对象恢复了活力,变得专心致志,十分清醒。他们以双倍的速度学习了视觉搜索[16]技巧,随后的睡眠——只要不是在刺激治疗之后直接入睡——会变得更沉,清醒周期更短,深度睡眠时间更长。为了抗击抑郁症,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精神病学教授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建议将这种治疗方法在两周疗程中进行日常使用。这一机制可能有效在其抗焦虑作用:熟悉赞安诺(Xanax)和安定(Valium)(译注:两种精神科药物,主要作用是抗焦虑、治疗失眠)的患者形容他们在做完经颅直流电刺激之后,大脑像服完这些药物一般清醒。

它们对于脑部的负面效应尚未被发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也批准了诸如无人监督式的家用费舍尔•华莱士刺激仪等一些设备,但是长期效果仍为未知。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学家苏鲁什•扎吉(Soroush Zaghi)和其小组正在探寻目前所实现的这些临床结果到底是如何达到的。一旦这一问题被确认,那么潜在危险将会更容易被发现。

通过运用一种稍有不同的技术——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能够直接引起神经元放电——杜克大学神经系统科学家已经能够人工诱导出慢波振荡,即我们在深度睡眠中所见的每秒一次的大脑活动波纹。低频率脉冲瞄准颅骨顶部的一片中心区域并到达产生慢波睡眠的神经区,之后脉冲传播到脑部其他区域。索姆尼奥面罩的方法是让佩戴者更快地进入浅睡眠,而经颅磁刺激设备可能会让我们在轻按开关的时候直接进入深度睡眠。对于我们睡眠周期的完全掌控可能让慢波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最大化,在将睡眠时间减半的情况下也能保证让体力和脑力得以充分恢复。你进行四小时睡眠可能相当于其他人进行八小时的睡眠。想象一下每周你都可以多读一本书的景象吧——时间很快就积少成多。

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

不要在意我们是否说要维持自然睡眠模式。人造光源刚一让每个室内环境都变成了永恒的五月午后,这艘“睡眠之船”就已驶离了港湾

问题在于,这个理念的怪异感是否会让我们对其敬而远之?如果社会拒绝缩减睡眠,那么它就不会成为生物学问题,而是文化方面的问题。睡眠战争与针对人类增强的争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8小时的持续睡眠是终极的认知增强剂(译注:用于提高注意力、记忆、警觉和情绪的药物,俗称“聪明药”)。昏昏睡意和注意力不集中是没有区别的,市面上许多基于药物配比的认知增强剂都是共同针对上述两种问题的。要是睡眠中产生的恢复性功能也能在清醒时刻产生就好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关闭有意识的自我(conscious selves)来进行日常维护,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视觉系统非常贪婪。葡萄糖代谢(glucose metabolism)是一场零和博弈(zero-sum game)[17],而功能性核磁共振(functional MRI)的研究展现出了睡眠中一个彻底不同的葡萄糖代谢模式,这些葡萄糖代谢只能位于要么在清醒状态要么在睡眠状态下被激活的区域,但是这些区域无法在清醒和睡眠两种状态下都被激活。当我们闭上双眼睡觉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有效能量(available energy)[18]被释放。正如大多数飞机必须着陆后再加油一样,我们必须进行睡眠来修复我们的大脑,为第二天做准备。一个彻底的睡眠改进技术相当于允许在空中加油,以延伸单次飞行的范围(白天清醒的时间)。

这些尝试可能会遇到来自一种文化的强力阻碍,这种文化想当然地认为“自然的”是“最佳的”。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处于正常范围内,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类增强技术在医学上可接受,而离开正常范围,伦理审查委员会对此的态度就会很谨慎。不要在意这种钟形曲线(bell curves)(译注:描述科学观察中量度与误差两者的分布的曲线,又名正态曲线)在历史中已经发生巨变,不要在意我们是否说要维持自然睡眠模式。人造光源刚一让每个室内环境都变成了永恒的五月午后,这艘“睡眠之船”就已驶离了港湾

我们当代的睡眠习惯绝对不是自然的,祖传的人类睡眠模式将很难融入现代生活。20世纪90年代,马里兰州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精神病学家托马斯•维尔(Thomas Wehr)让实验对象实行一套自然光照的作息计划,并观察他们复杂的睡眠节律。志愿者们日落而息日初则醒,在午夜还体验了一种反小睡的模式——午夜中志愿者会有两个小时的静默和冥想式的休憩,在此期间他们的催乳激素水平会得到抑制。这一现象得到了前工业化时代历史记录的支持:近代早期的英国家庭,遵循“第一睡眠”和“第二睡眠”的习惯,把两个阶段之间的时间用来祈祷或者与家庭成员进行社交。

Your Ancestors Didn’t Sleep Like You

“人类增强”现在被军事需求所驱动,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平民社会在这方面更加保守一些。像美国空军有生力量指挥部(US Air Force’s Human Effectiveness Directorate)这样的专门部门设法让人类更善于做到他们自然而然能做到的事情。这是一个错失的良机,这一良机就是在全社会范围推动人们去理解并减少每日让 大脑休眠若干小时的需求。我们进行睡眠的每一小时都是我们不工作、不寻找伴侣或者不教导孩子的一小时;如果睡眠无法拥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自适应功能来支付其惊人的机会成本,它可能会成为“进化过程中曾犯下的最大的错误”,芝加哥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睡眠研究开拓者艾伦•雷希特夏芬(Allan Rechtschaffen)如是说。

在美国科幻作家南希•克雷斯(Nancy Kress)上世纪90年代的获奖作品《西班牙乞丐》(Beggars)三部曲中,她设想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基因改造变成了常事。其中一个“基因模型(genemods)——由一所实验室里随心所欲的天才儿童炮制——不再需要睡眠,甚至不顾科幻小说传统中那可怕的副作用,而赋予幸运的“无眠者”(Sleepless)以更高的智商和情商。相反,这种副作用是社会性的——在这个社会里,一位具有永恒生产力的精英统治着大部分需要睡眠“生活者”(Liver),而科技的分配不均成为社会分裂的基础。克雷斯颇有先见之明地预见到我们所处的新兴时代的道德暗示,这个时代被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神经科学家罗伊•哈密尔顿(Roy Hamilton)称为“美容性神经科学”(cosmetic neuroscience),又或是她预测到了我们将自己古老的大脑打造成适应时代需要的模式。

要是诸如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这种技术被证明是安全的且能够被广泛应用,这类技术将描绘出人类长寿的另一条路线,能将我们的意识清醒的生命至少延长50%。我们中的许多人十分珍惜在床上度过的时光,但是我们不能有意识地体验大部分的睡眠时间——如果能减少睡眠时间而又不造成过度疲劳,大概除了那些空闲又新奇的夜间时光,我们不会注意到两种模式的个中差异。寿命统计通常要根据人们在患病致残中度过的时间而作调整,但是它们很少能够解释人类的终极的衰弱:意识的缺失。现在,以150%的效率来生活的模式已经唾手可得。我们有足够勇气来选择这种生活吗?

 

译注:

[1]昼夜节律:生命活动以24小时左右为周期的变动,又称近日节律。

[2]化学震荡:指有些自催化反应有可能使反应体系中某些物种的浓度随时间或空间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3]自由运行:指不受光周期性调节影响,或无需环境因素做周期性调节的形式。

[4]慢波深睡眠:又称慢波睡眠、正相睡眠或慢动眼睡眠。慢波睡眠的脑电图特征是呈现同步化的慢波。一般表现为在睡眠过程中各种感觉功能减退,骨骼肌反射活动和肌紧张减退、自主神经功能普遍下降,但胃液分泌和发汗功能增强,生长素分泌明显增多。慢波睡眠有利于促进生长和恢复体力。

[5]快速眼动睡眠:又称异相睡眠、积极睡眠。具体表现为在睡眠过程中有一段时间,脑电波频率变快, 振幅变低,同时还表现出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肌肉松弛、阴茎勃起, 眼球不停地左右摆动。

[6]神经递质受体:在化学突触传递中担当信使的特定化学物质,简称递质。神经递质受体都是一些跨越细胞膜的蛋白质复合体。

[7]编码:蛋白质的表达是受基因控制的。一个基因有内含子与外显子,其中编码蛋白的是编码区,基因编码蛋白是由DNA-mRNA-蛋白质的一个过程。基因控制蛋白的编码是有三联体密码子实现的,根据其基因序列可以知道蛋白序列。

[8]陈述性记忆、非陈述性记忆:陈述性记忆是指对事件事实情景以及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记忆能够用语言来描述。根据陈述性记忆所陈述者,代表个人在该方面的知识,故而又称之为陈述性知识。与此相反,非陈述性记忆是指不依赖于意识或认知的记忆。该记忆的形成需要多次重复测试才能逐步形成,主要包括感知觉和运动技巧、程序和规则的学习,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记忆。

[9](药物)半衰期:指药物在血浆中最高浓度降低一半的时间。

[10]实验范式:即相对固定的实验程序。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心理学中,为了验证某种假设,以及发现某些有意思的现象,实验者会设计具有验证性目的的实验。有些实验比较经典,被有相同或类似目的的后来人多次沿用,就形成了一种实验范式。

[11]人类增强:指那些希望通过自然或人工的手段暂时或永久的克服现在人体局限的尝试。这个术语有时适用于使用技术手段选择或改变人类的素质和能力,而不管这些改变是否超越现在人类的极限。一些伦理学家将该术语限定为为了非治疗目的在人类生物学上使用特定技术——包括神经学、计算机、基因治疗以及纳米技术。

[12]载波频率:在信号传输的过程中,并不是将信号直接进行传输,而是将信号负载到一个固定频率的波上,这个过程称为加载,这样的一个固定频率的波称为载波频率。

[13]经颅直流电刺激:一种非侵入性的,利用恒定、低强度直流电(1~2 mA)调节大脑皮层神经元活动的技术。对于脑卒中后肢体运动障碍、认知障碍、失语症以及老年痴呆、帕金森病及脊髓神经网络兴奋性的改变都有不同的治疗作用。

[14]电痉挛疗法、休克疗法:指以一定量电流通过患者头部,导致全身抽搐,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15]有生力量:指军队力量构成中的有生命部份,以区别于武器装备,工厂,道路桥梁等非生命部分。

[16]视觉搜索:美国微软公司研发的搜索技术,用户在使用时不必直接输入关键词,就可通过分门别类的图片库进行搜索。

[17]零和博弈:又称零和游戏,与非零和博弈相对,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18]有效能量:物质从高温、高压的状态变为低温、低压时可以释放出能量,并通过某种机器利用其中一部分能量做功。但若机器本身的状态不变时,在做功过程中一部分能量总是以热量的形式排到低温,能够做功那部分能量最多不能超过释出的总能量的一定的份额。这部分最大可能做功的能量份额称为有效能量。
审校丨tranquil772  独眼一点五  芙蕾达喵

 

为何爱因斯坦是天才的代表?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一位天才,但天才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为什么他的名字就成了人们心中天才的代表?也许他的名望不只与他的科学遗产有关,更源于我们的文化对名人的痴迷。

作者丨Matthew Francis(专攻物理学及天文学的科学作家和演说家)

译者丨sibyl玥万古杂志中文项目译者)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新泽西的家中。照片摄于1944年,来自Popperfoto/盖蒂图片社(Popperfoto/Getty Images)

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去世之前,他要求死后尽快将自己的身体火化,然后将骨灰撒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他不希望自己的坟墓变成圣地,但他的要求只部分得到了满足。爱因斯坦的密友,经济学家奥托·内森(Otto Nathan)按照他的遗嘱处理了他的骨灰,不过在火化之前,对爱因斯坦验尸的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Thomas Harvey)取走了他的大脑。爱因斯坦的家人和朋友都大吃一惊,但是事后,哈维勉强取得了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的同意。这个古怪的医生把爱因斯坦的大脑保存在一个装满福尔马林的玻璃缸中,放在一个装苹果酒的盒子里,然后将其置于冷却器下。他不时会从上面切下几小块送给感兴趣的科学家,直到1998年他将其送回普林斯顿医院。

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Thomas Harvey)

我们之中大多数人的大脑都不会被人窃取,但是作为现代天才的典范,爱因斯坦足以“享受”这份特殊待遇。一个普通人可以隐秘地活着,隐秘地死去,但是一位天才——还有他的大脑——属于全世界。爱因斯坦一生都是个名人。他生逢大众媒体的第一次大繁荣,使他名震四海的除了他的科学研究,还有他的才智和那一头浓密的白发。确实,他似乎算准了来到这个世上的时机,以便他好好地利用报纸和广播节目的大发展——这些大众媒体总是宣传说,爱因斯坦的理论只有这位天才自己才能理解。

毫无疑问,爱因斯坦对科学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在爱因斯坦之前,宇宙学不过是哲学的一部分。多亏了爱因斯坦,它成为了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方向变成了用数理方法研究宇宙的历史及演变这一类的问题。此外,爱因斯坦的研究还引导人们发现了一些奇异的物理现象,例如黑洞、引力波(gravitational waves)、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宇宙大爆炸和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但是,爱因斯坦的名望不只与他那伟大的科学遗产有关,更源于我们的文化对名人的痴迷。从许多方面来看,爱因斯坦非常适合做一位名人。他不但发型与众不同,还长于言辞,结果人们在引用一些珠玑妙语时总会冠上他的大名,即使有些话并非出自他之口。最主要的是,爱因斯坦的身上有着天才独有的神秘感,让人觉得他非同凡响,或者在本质上不同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这便是有那么多人渴望得到他的大脑的原因。

许多人曾思考:天赋是不是一种体能特质,一种可从大脑中分离出来的特殊部分,而爱因斯坦的头脑(grey matter)则被认为是验证这一观点的极好的试验场。不幸的是,正如病理学家特伦斯·海恩斯(Terence Hines)指出的那样,那些已发表的用爱因斯坦的大脑进行的研究,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存在缺点。每一个研究中,研究者们都将爱因斯坦的大脑和被认为是“正常”的人的大脑相比较,但是在大多数研究中,科学家们都知道哪一个大脑样本是爱因斯坦的。他们在爱因斯坦的大脑和“普通”大脑之间寻找着差别——任何差别。如果你这样做科研,要找出差别真是太容易了。

毕竟,世上只有一个爱因斯坦,就如只有一个“你”和只有一个“我”一样。要确定爱因斯坦的才华是否来自于他的生理构造,唯一的方法便是将他的大脑和许多与他相似的人的大脑一同进行分析,再和与他不同的人相比较。否则,我们无法得知这些差别是造就天才的生理特性,还是个体之间的随机差异。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研究他的天赋,因为,虽然对他的大脑的研究不尽人意,但是我们有关于他的生活的资料,以及他的研究所反映出的思想。

在我们的记忆里,爱因斯坦总是一位与世无争,超然物外的人物,不受世俗问题的困扰。他确有一些怪癖:他穿着被岁月磨破的长袖运动衫,只因羊毛毛衣会让他发痒。他不喜欢短袜,有时在度假时还会穿女鞋。但是,如果你按照传统思维将他视为一名生活随性的怪人的话,那你就忽视了他那激进的政治观念和偶起波澜的私人生活。毕竟,爱因斯坦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一名世界政府的拥护者,并且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他还支持去军事化和和平主义,并热心参与反种族主义运动。1937年,当普林斯顿的酒店拒绝为非裔美国女低音歌唱大师玛丽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提供服务时,爱因斯坦便将她请到家中暂住,此后亦是如此。

在度假时穿女鞋的爱因斯坦

如果我们期望,天才能以某种方式从根本上异于常人,那么在对爱因斯坦的人生和观点进行研究后,我们会失望。

爱因斯坦并非圣人。他背着第一任妻子米列娃·马利奇(Mileva Marić)和自己的表姐爱尔莎·爱因斯坦(Elsa Einstein)有染。后来他娶了表姐,但是仍对妻子不忠。他会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一些歧视女性的打油诗,他和儿女的关系也不好——尽管他对其他人的孩子无微不至,甚至还给邻居家的小孩辅导作业。

换句话说,爱因斯坦——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是一个矛盾体,有时彬彬有礼,有时又行径恶劣。作为一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他的影响力是普通人无法比拟的。但是如果我们期望,天才能以某种方式从根本上异于常人,那么在对爱因斯坦的人生和观点进行研究后,我们会失望。

于是,我们只能研究奠定爱因斯坦名望的事物——科学。与更早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一样,有时爱因斯坦也会难以认可他自己的观点的延伸意义,以至于他可能还会难以认可如今人们研究和教授广义相对论的方式。1939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旨在说明黑洞不存在,也无法存在。“黑洞”这一术语在当时还未出现,但是已有一些物理学家指出,引力可能会导致物体收缩坍塌。爱因斯坦那一向精准的直觉在这一问题上出了岔子。他的计算并没有技术性的错误,但是他对黑洞这一概念的厌恶蒙蔽了他的双眼,使他没有意识到在密度足够大的情况下,引力会克服其他所有的力,令坍塌成为必然。

为爱因斯坦说句公道话,在1939年,广义相对论还是一个深奥难懂的理论。只有极少数的研究者使用它,而证明黑洞存在所必须的观测手段——射电天文学和X射线天文学(radio and X-ray astronomy)仍处在萌芽阶段。但是黑洞并不是爱因斯坦作为科学家的唯一软肋。爱因斯坦对自己的数学能力很谦虚,他也应该谦虚。他依赖其他人,包括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和好友物理学家米歇尔·贝索(Michele Besso)在内,来帮他计算棘手的问题。放在今日的话,他们可以享受作为爱因斯坦论文的合著者的荣誉,但那时并没有这种做法。

多亏了人类经验和才华的多样性我们才明白,天赋并非一种可以单独拎出来考察的特性,其形式也并非只有一种。

而且,即使没有爱因斯坦这个人,他的理论也同样会存在,对任何一个科学天才来说道理都是这样。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以及光子模型(photon model)或许不会由同一个人提出,但是总会有某人将其推算出来。正如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与牛顿同时独立发明了微积分,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都独立提出了物竞天择说一样,在1905年之前,昂利·彭加莱(Henri Poincaré)、亨德里克·洛伦兹(Hendrik Lorentz)以及其他科学家就已经建构出了相对论体系中的相当一部分。曾经,科学史学家们同意一种“伟人”理论(‘Great Man’ theory),但是现在我们明白,革命性的观点来自于许多才华横溢的个人的努力,而不是在一个超常的头脑中凭空形成的。

爱因斯坦也不是在20世纪早期唯一一位做出过杰出发现的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埃尔温·薛定谔( Erwin Schrödinger)、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以及其他许多科学家都做出过同等贡献。他们不如爱因斯坦天才吗?居里夫人两获诺贝尔奖,并且她的研究成果对其他几位获奖者有直接的贡献,然而人们却不将她视为天才的代表——尽管她那头疯狂的头发与爱因斯坦有的一拼。居里夫人的不走运也并不奇怪,因为人们对居里夫人抱有两大偏见:她的性别,以及她作为实验者而非理论家的身份。

这一区别很有启发性。多亏了人类经验和才华的多样性我们才明白,天赋并非一种可以单独拎出来考察的特性,其形式也并非只有一种。爱因斯坦的天赋不同于居里夫人的,科学天赋也不同于音乐天赋。而另一方面,名望的规律则更易预测。一旦某人名声远扬,他通常会一直享誉四方。如果爱因斯坦活在另一个时代,他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物理学家,但是他不会成为我们所认识的爱因斯坦。但是,正因为他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那时大人物的名声刚开始借助媒体远扬,而科研还未被视为一项团队工作,所以他才会变成我们的天才。

 

审校丨红鼻子cj 芙蕾达喵 独眼一点五

活在真人秀里

从前,精神分裂症患者看到的是恶魔和幽灵。如今,他们看到的是演员和隐蔽摄像机。是媒体技术正在把人们变成妄想狂了吗?还是说媒体只不过是为我们由来已久的疯狂提供了说得过去的解释而已?

作者丨Mike Jay(英国作家、文化历史学家)

译者丨红鼻子cj万古杂志中文项目译者)

Photo by Johan Warden/Gallery Stock

临床精神医学领域的论文很少能在学术期刊以外的媒体上掀起波澜,不过一篇名为《“楚门妄想症“:全球化时代的精神病》的论文(译注:病名源于电影《楚门的世界》)得到全世界的关注似乎也没什么奇怪的。论文作者乔尔·古尔德和伊安·古尔德兄弟(Joel and Ian Gold)展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病例,患者都深信有人正在偷偷地拍摄他们的生活,并在电视上作为真人秀播出。

其中一个病例的患者去了纽约,要求与拍摄他生活的节目“导演”见面,并且希望确认世贸大厦被撞毁是真实事件还是节目方为他好而杜撰的情节。另一病例中,一位曾经由于躁狂发作(manic episode)而住进医院的记者认为自己经历的治疗情节是伪造的,一旦真相大白,他就会因为报道这一故事而获新闻奖。另一个患者则真的是真人秀剧组里的员工,他开始觉得剧组同事在偷偷地拍摄他,并且经常期待摄像机一下子转向他的那一刻——让所有人明白他才是这个节目中真正的明星。

评论者大多同意:被诊断为精神分裂或者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并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这些病例,其实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它暴露了我们整个文化中的一处病灶。它们被看作是这一现代社会痼疾的极端例子:我们对成名的深深着迷,让我们变成了在个人天地里自我陶醉的明星。无孔不入的媒体文化扭曲了我们的现实意识,模糊了生活事实与虚构故事之间的界线。我们对现实的体验仿佛被修剪过的草坪,又像是私人定制的商品,从垃圾邮件到搜索引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事物都谨慎地怂恿着我们,让我们相信自己便是宇宙的中心。而那些病例似乎完美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精神,成了当今时代的警世寓言。

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

“楚门妄想症”与当今时代出奇地契合,部分是因为时不时会有好莱坞大片根据偏执妄想症的病历记录和临床文献,改编出电视剧情。流行文化圈热门的创作主题,要么是与暗中监视和精神控制有关的科幻技术,要么是由虚拟场景和植入记忆虚构的模拟现实,剧中人只有在错乱的梦境序列中,或者当虚拟世界的面具不慎滑落时,才能一瞥现实的真相。几十年前,这类构思造就的是那些疯癫的银幕形象,多半是杀人狂之流。现在则会刻画出像金·凯利(Jim Carrey)饰演的“楚门”那样的角色,后者确确实实卷入了精心安排的秘密中,而他身边的人都假装不知情。这些故事明显呼应了我们浸淫于技术的现代生活。直到近来,我们还在猜测为什么人们如此乐意接受这些将现实彻底疏离的剧情。这说明媒体技术正在把所有人都变成妄想狂吗?还是说那些离奇妄想比以前更能让人理解了?

第一个对新兴科技与精神疾病症状之间奇特的共生现象进行研究的,是维克托·托斯克(Victor Tausk),他是弗洛伊德的早期门徒。1919年,他发表论文提出了他称为“摄心机器”的现象。托斯克注意到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当时还是个新词)的患者往往会认为他的心灵和身体正被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先进装置所掌控。他们在详细描述这些”摄心机器”时,常常以当时正在改变人们生活的摩登电器为蓝本。病人说,他们正在接受从暗处的电池、线圈和电气设备所发出的信号。他们脑中的声音由某些先进形态的电话或者留声机所传递,眼里的幻像则是由隐蔽工作的幻灯机或者电影放映机所投映。托斯克研究得最细致的是一位叫“娜塔莉亚·A”(Natalija A)的病人,她认定一伙住在柏林的医生正秘密地使用一台电气设备控制着她的思想,操纵着她的身体。那台设备的形状和她自己的身体相似,腹部位置有一个天鹅绒衬里的盖子,打开可以看到与她内脏相对应的电池。

维克托·托斯克(Victor Tausk)

尽管这些执念是荒诞不羁的,托斯克还是从中察觉了一些条理:这个快速演变的世界带来了幻想和噩梦。发电机为欧洲注入了活力,城市则被光亮所淹没。电力系统的分支网络跟教学幻灯片中人类神经系统的精细结构有几分神似。X光和无线电等新发现让当时尚未被窥知的世界展开在人们的眼前,神秘的力量在大众科学期刊上被反复讨论,在低俗的故事杂志上被言过其实,在通灵论者口中变成了“彼岸”存在的证据。但托斯克认为所有这些新奇之物并没有造成新型的心理疾病,而不过是这些现代发展为患者提供了用来描述自身状况的新颖词汇。

“娜塔莉亚·A”(Natalija A)

他认为,精神分裂的实质是“‘自我边界的缺失[3]“,它使得病人无法将自身意志加诸于现实,或者说无法形成有条理的自我意识。失去了自主意志,他们觉得仿佛有别人的想法和话语被灌输进了自己的头脑,然后从自己的嘴巴里讲了出来,而身体则是像木偶一样任人操纵、折磨、摆出古怪的动作。这些体验没有理性可依释,但那些受此之苦的病人还是抑制不住地感受到托斯克所谓”人类天生对’因果联系‘的渴望“。他们觉得自己受到外在邪恶力量的支配,他们的无意识用手头的东西编造了某种解释,这些解释常常会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原创故事。病人无法为世界赋予意义,自己便成为了一个空瓶子,将围绕着他们的神话和假说统统装了进来。到了20世纪早期,许多人无法摆脱执念,认定暗中有操纵者利用先进科技折磨着他们。

沙漠牧民比较可能相信他将要被灯神用沙子活埋,而对都市美国人来说,则是被中情局植入了芯片而处于监控之中。

托斯克理论的激进之处在于,他认为精神病人的言语并非胡乱拼凑,而是将集体信念和先入之见顺手拼凑得出的,而且它们常常构建得颇为巧妙。自古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在宗教框架内解释这类体验,它们被看做是邪灵附身、圣灵现身,巫术捉弄或是中了魔鬼的圈套。到了现代,旧观念依旧不缺市场,但我们得到了其他的途径来解释。托斯克观察到,精神病人看到的幻觉不是通常的三维物体,而是“墙壁和窗玻璃这些平面“上的投影。新出现的电影技术所带来的观感正与其高度相似,怎么看都是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一解释没有判断力上的缺陷,只不过它们根本不存在罢了”。

“摄心机器”体现了人们在直觉上认识到了科技的潜在力量与隐藏威胁,这一构思从未来主义的角度来看颇有说服力,甚至可以说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有记载的最早案例是在1810年,一个名叫詹姆斯·提利·马修斯(James Tilly Matthews)的病人绘制了精细的工程图纸,呈现的是正在控制他自己心灵的那台机器。这台他称之为“织布机”(air loom)的机器[4]利用了当时的前沿科技——人工合成气体和催眠光束将看不见的电流导入他脑中植入的磁铁,后者起到接收的作用。马修斯那个由带电波束(electrically charged beams) 和电流构成的世界对于他的同辈人来说是痴人说梦,现在却成了文化拼图(cultural furniture)的一部分,网上稍微一搜索就有发现十几个在线社区专门讨论“脑部植入电极”,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想象出来的。

一个名叫詹姆斯·提利·马修斯(James Tilly Matthews)的病人绘制了精细的工程图纸

古尔德兄弟以类似的逻辑对“楚门妄想症”作出了解释。看上去,“楚门妄想症”像是一种新的现象,一种对高度现代化的媒体文化所作出的新反应。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装入了摩登新瓶的“旧酒”。妄想的内容和妄想的形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妄想在内容上可能是参差多样而且想象力惊人的,但它们的基本类型则具有”形式有限,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点。

拿被害妄想症举例,这种精神疾病在古今中外都有出现。在这类病例中,一位沙漠牧民会比较可能相信他要被灯神(djinn)用沙子活埋,而对都市美国人来说则是被中情局植入了芯片而处于监控之中。“精神疾病的一大特点是同现实脱节。”古尔德兄弟评论说,“但它们却又与时俱进”。与其说是病人与周围的文化相疏远,不如说是他们被文化所吞噬了:由于无法确立自我的边界,也因病人对社会威胁的超强感知,而往往只能听凭其摆布。

按照这种解释,“楚门妄想症“就成了——“自大妄想”(grandiose)这种常规类型的当代版本。病人在疾病发作时会认定世界正在经历微妙的转变,他们在世界这出大戏里被推到了舞台的中央。一切都突然被充满了意义,任何一个微小细节在他们眼里都举足轻重。你身边的人总是串通一气,扮演着预先指派的角色,考验着你或是在帮你为即将来临的真相大白的一刻做好准备。这类体验通常被解释为:圣灵造访、魔法变形,或者由于获得彻悟而进入了更高层次的现实之中。不难想象要是妄想症的症状毫无征兆地降临在自己头上,我们大概会立马得出结论说这肯定是哪档电视节目或者哪个社交媒体的诡计——由于某种被刻意隐藏的缘故,世界的目光突然聚焦在了自己身上,暗处的人们在兴致盎然地观看着我们遇事时的反应。所以,“楚门妄想症”不一定意味着真人秀节目是精神疾病的诱因或者症状;事实可能不过是,真人秀节目为我们这种难以解释的感觉和事件提供了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而已。

这些恰恰是过去好莱坞的高管们以为观众讨厌的东西:导演跟观众抖机灵,弄得观众摸不着头脑

尽管妄想的形成是无意识的,并且常常是对深重创伤的反应,但是为妄想作出合理解释的意图让它和小说创作有了许多共通之处。在极少数人身上,两者正好有了交集。1954年英国小说家伊夫林·沃尔(Evelyn Waugh)遭受了精神病的煎熬,这段时间他深受一种来路不明的声音的困扰,那个声音一直在数落着它的个性缺点,传播着关于他的恶毒谣言。他开始认定这些声音是最近那个BBC电台采访节目的制片人精心安排的,在录制节目时沃尔觉得那个人提出的问题有些无礼。无论沃尔走到哪里,声音都跟到哪里,沃尔解释说那些人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利用了与射电管“黑箱”类似的隐秘技术,后者正是他一个邻居热衷的爱好。他的妄想渐渐地变得华丽起来,就像沃尔后来描述他这段经历时说的那样:“这根本不像是失去理智……我一直在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结果我的思考能力在错误的前提之上拼命地运转,仅仅如此而已。”

沃尔将他的经历写成了一部精彩的喜剧小说——《吉尔伯特·平福尔德的折磨》(The Ordeal of Gilbert Pinfold)。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人过中年的作家,性格自大又脾气差劲。他越喝越多的利口酒和镇静药浇灌了他对现代生活的妄想症,直到后来病情恶化成严重的被害妄想(作者沃尔对被害妄想(persecution mania)很熟悉,他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小心用英文首字母缩写PM指代它)。尽管小说将作家自己经历的古怪联想进行了圆滑处理,对平福尔德的离奇窘境表示理解地眨了眨眼,但小说的剧情发展还是与作家精神错乱时的故事渐渐融合: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说清楚前者和后者的分界线。

《吉尔伯特·平福尔德的折磨》

到《吉尔伯特·平福尔德的折磨》出版的时候,妄想症和精神病患者的故事正在从封闭的病房走出来进入流行文化的视野,心理疾病患者所作的第一人称回忆录摇身一变成了销量颇高的平装书。署名芭芭拉·奥布莱恩的作者写了《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内心世界》(The memoir Operators and Things: The Inner Life of a Schizophrenic)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年轻姑娘被一帮神秘人追踪,坐着“灰狗巴士”横穿美国的非凡故事,那帮人是“操纵者”,手中拿着可以控制心灵的“频闪仪”。不过,这个故事是被包装成科幻惊悚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反过来,惊悚小说也正在将心灵控制的技术纳入其故事设定。理查德·康登(Richard Condon)的畅销小说《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采用了这样的故事设定:受催眠的人仿佛编程机器人,会无意识地按照预设指示行动。小说的高潮令人难忘,事后想来其结局还诡异地作出了预言:一个受到催眠却不自知的特勤人员触发了预设刺杀了美国总统(译注:小说出版几年后,肯尼迪遭到刺杀)。康登这部不动声色的讽刺小说受到了冷战期间对洗脑的恐惧和对共产主义渗透的焦虑的影响,同时也对“阈下知觉广告”这个流行话题进行了吸收利用。(译注:Subliminal Advertising在消费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将产品图片、品牌名称呈现给观者的一种手段。)康登的小说巧妙地进入了心理学妖术诡计的争议领域:这是一个属于妄想时代的妄想寓言,在今天它仍然告诉我们,世上存在一个滋养着互联网阴谋论的隐秘世界。

《谍网迷魂》

或许“摄心机器”在现代小说中的现身可以通过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作家生涯和身后影响清晰地追溯。在他的身上,低俗小说作家的高产能力和他对自己患有精神障碍强烈臆想结合在了一起。他多次给自己下诊断认为自己得了妄想症和精神分裂,并把精神分裂角色写进自己的小说。他的小说和短篇故事更接近于精神病人的回忆录,而不同于同时代写机器人和飞船的科幻作家。书中喋喋不休地传递着一个观点: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实际上是由“摄心机器”刻画出来的,它是一个用来测试我们行为的虚拟世界,一套让我们维持日常生活的伪造的记忆,一些由渴望做大的企业兜售给我们消费者的幻象,一个由拥有读心能力的外星人编造的亲切故事……迪克的小说《脱节时代》(Time Out of Joint)与《谍网迷魂》同年出版,《楚门的世界》明显是从《脱节时代》中获得的启发。故事的主角雷吉·格姆(Ragle Gumm)渐渐地发现自己平淡的郊区生活其实是由军方的装置模拟出来的。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让格姆高高兴兴地玩着日报上他自以为是战舰谜题的题目,而实际上他的解题答案正指导着一场战争中的导弹袭击,而他对此浑然不知。

迪克当了一辈子“邪典“作家(cult author)。他数量有限的死忠因为他作品中特立独行的离奇元素而视之若珍宝,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象过这些元素能被吸收进入主流大众文化。事实上,在1974年迪克经历了一系列的幻觉发作,在此期间他阐述了一种复杂的个人宗教体系,此后迪克的作品变得更加兀自独立,甚至疏远了他那些喜欢科幻的忠实拥趸。他逝世于1982年,那年他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被改编为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runner)。影片将故事情节处理得较为温和,制片方认为如果在故事高潮揭示主人公自己是个仿生人,观众会感到反感。之后由迪克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像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导演的《全面回忆》(Total Recall),也都柔化了原著中急转直下的剧情,在事情变得一清二楚之前,用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取而代之。

1999年,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创下了惊天票房,剧本中呈现了一个经典的迪克式的”摄心机器”,并且保留了迪克式的原汁原味。一个喜欢探听的黑客无意中发现了终极秘密:所谓的“真实世界”是模拟出来的,其背后的真相是:几个世纪以来,机器人一直将人类奴役并作为能源来利用。电影中出现了大段对话讨论剧情中的存在主义内涵,这些恰恰是过去好莱坞的高管们以为观众讨厌的东西:导演跟观众抖机灵,弄得观众摸不着头脑,拿“第四堵墙”[5]做文章。可这恰恰带来了成功,影片造成的轰动远远超出影院的范围,将它的文化基因注入到现已被互联网主导的广泛文化圈中。

正如美国剧作家威廉·戈德曼(William Goldman)在他名为《银幕春秋》(Adventures in the Screen Trade)的回忆录中写道的那样,在电影界,没有人知道所有的一切。或许一部同样大胆的超小说(译注:metafiction现代小说流派,忽略传统写作中对真实性的关注)在多年以前也能够收获成功,但更恰当的解释是《黑客帝国》造成的文化冲击反映了交互式数字媒介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程度。在彼时彼刻网络社会的数量达到了可以掀起波澜的临界点: 十年前,那些未来主义色彩的观点还是为那些阅读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或者网络文化杂志《Mondo 2000》的先锋派所独有的,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数字时代,却成了人们日常生活脉络的一部分。将菲利普·K·迪克的影响力仅限于邪典小众的那令人晕眩的逻辑,如今已为作者赢得了广大受众。那些消解了现实和虚拟之间那条界限的费解讽喻突然就让大家来了兴趣。

詹姆斯·提利·马修斯在疯人院病房里画出“织布机”发出的那些看不见的波束和射线的时候,他是在描绘一个仅仅存在于他脑海中的世界。而现在我们的世界成了他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我们数不清每时每刻有多少波束、射线和信号正在穿过我们的身体。维克托·托斯克认为”摄心机器”的念头之所以会出现,原因是病人无法将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心迹分辨清楚,当病人创造出一个外因来解释他自己的念头、梦境和幻觉时,这一困惑便得到了解决。而电视、电脑、虚拟、交互这些现代词汇则模糊了感官和现实之间那传统意义上的差别。

当我们在露天大屏幕上观看赛事直播,或者在自己的卧室里关注突发新闻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在接收闪动的图像,而我们的心却和远处的千万人一起律动。我们在Skype的时候面对着朋友的二维影像,在社交媒体的个人档案中塑造着完美的理想自我。有了虚拟化身和马甲,我们可以快速地开始一次匿名而又亲密的交谈。网络游戏和在线社区所构建出的虚拟现实不但可以量身定制、满足各个玩家的需求,而且和《楚门的世界》故事里一样无所不包。泄密和曝光不断地刷新着我们对自己在向谁透露着什么,我们的行为有多少观众,想法能传到多远的地方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我们的身份被自己篡改着,也在被不知名的其他人所篡改,我们无法清楚地分辨真与假、什么是隐私什么不是。

到了21世纪,”摄心机器”走出了精神病院里那带百叶窗的病房,成为了这个时代一个独特的神话。它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我们都得了精神病,而是因为现实已经成为了外部世界和我们内心想象这黑白两极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个世界一方面被成就它的技术所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内心的认知机制不断地将数字世界的幻象剪辑进自我意识这部私人影片当中。关于蜕变的经典神话探讨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边界、我们与生灵、与神灵的关系。同样地,那些空想的科技曾一度被认为是精神错乱的标志,现在却让我们弄清楚了那些正将我们的精神世界拓展至陌生维度的技术能创造何种可能,带来何种威胁,具有何种局限。这听上去极具诱惑,却也让人不寒而栗。

 

作者:麦克·简(Mike Jay)是一位英国作家和文化历史学家。他最新的著作名为《摄心机器》(The Influencing Machine),现在这本书已在美国出版,题为《有远见的疯狂》(A Visionary Madness)

 

译注:

[1]发表于《认知神经精神医学》(Cognitive Neuropsychiatry)2012年5月刊

[2]《楚门的世界》是一部知名电影。故事中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制造成闻名的电视明星,却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乃至尊严。

[3]在心理动力论中,本我、自我与超我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之结构理论所提出,精神的三大部分。1923年,弗洛伊德提出相关概念,以解释意识和潜意识的形成和相互关系。“本我”(完全潜意识)代表欲望,受意识遏抑;“自我”(大部分有意识)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事情;“超我”(部分有意识)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

[4]Air Loom的网站:http://theairloom.org/about.html

[5]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的概念。第四堵墙在镜框式舞台上,通过人们的想象位于舞台台口的一道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墙”。它是由对舞台“三向度”空间实体联想而产生,并与箱式布景的“三面墙”相联系而言的。它的作用是试图将演员与观众隔开,使演员忘记观众的存在,而只在想象中承认“第四堵墙”的存在。

审校丨sibyl玥 芙蕾达喵  独眼一点五

 

流浪的小孩,今夜你会不会哭

对流浪儿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被社会视为异类,不被常人认同。我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贬低的是恰恰自己的人格。

作者丨Ben Faccini

译者丨buddarock

孟克巴图和阿尔腾格日勒在乌兰巴托市乌努尔区一口井下住了三年。气温降至零下40度,小哥俩保暖果腹以求生计。摄影:Richard Wainwright

几年前,在通向开罗市拉美西斯火车站喧嚣的街头,一名戴着红头巾的小女孩突然进入我的视线:她在缓缓蠕动的车流中穿行,尾气烟雾中赤裸的双足若隐若现;她骤然出现敲击车窗,鲜红色的头巾彷佛红灯,惊得司机猛踩刹车。等司机回过神来便打开车窗轰她走,小女孩却执着地一路追着车跑,请求司机听她讲话。那些不屑一顾的手势,迅速合上的车窗,没有让她气馁。她在车流中穿梭,寻机与人搭话,好像小蜜蜂在花海采蜜。她收获的通常只是别人喝剩的瓶装水,吃完要扔的零食碎渣。除非把司机逗乐了,才能弄到几个值点钱的铜子。

眼前的这一幕引起我的好奇,于是请我的埃及同事帮忙与女孩交谈。她靠着立交桥的桥墩,坐在阴凉地,有个三四岁的小孩儿偎在她身边。我们走上前,两个孩子站起来准备跑,我们赶紧说明不是警察,只是想跟她聊聊。小女孩名叫娜德拉,只有九岁。姐姐说话时,弟弟把头藏在她落满灰尘的衣褶中。她说她们住在市郊一间昏暗的棚屋中,母亲寡居,常年卧床不起,每天在家等着姐俩带回些什么来——吃的东西,几块钱,一件衣服,或是可以给娘仨铺床的毯子。

娜德拉每天拖着小弟弟步行到开罗闹市区,靠给司机讲笑话想办法挣钱。这些笑话都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笑话中经常是三个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还有埃及人。有时她还讲故事,比如上埃及的地主在开罗街头像个倒霉蛋般找不着北。有时说些俏皮话,双关语。这些笑话的素材来源于平时听到的闲言碎语,她回家路过听到的电视画面的零星记忆。

在我看来这一切真是奇迹:小女孩才九岁,总是吃不饱肚子,还要照料拖后腿的弟弟和病榻上的母亲;虽没上过学却能自编笑料,讲俏皮话。娜德拉别出心裁地赚到活命钱;虽然只是偶尔有司机发发慈悲,往她脏兮兮的手中丢下枚小钢镚,还很当心怕碰脏他们的手。笑话就是她的武器,以此打消周围人的漠然无视。

自从在开罗与娜德拉邂逅,便对这个活泼聪慧的流浪孩子产生好奇。尽管后来在世界各地遇到的流浪儿无数,但娜德拉在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真的要感谢她,与她偶遇后我开始好奇,在流浪儿眼中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进而想到无家可归者的悲惨遭遇,我们这社会如何能看得下去?我渴望去了解,尽管娜德拉生活凄惨,但在她的想象中为何还是那么纯洁无暇?这些问号深深地影响到我的工作:解决社会弃儿问题和如何教育他们。

遇到娜德拉那时候,我正协同在联合国工作的同事参与一项研究计划:埃及首都街头流浪儿的生存状况。为此我们访问了大批流浪儿童,他们中有拾荒的,有擦鞋的;有的孩子在市场兜售小商品,有的孩子为司机寻找车位,擦车窗;有的到处追着游客要零钱,要么就挨个地翻垃圾箱。各国的孩子们说法都差不多,在他们口中,街巷虽是容身之所,但冰冷无情;它在瞬间就可能变幻为葬身之地。他们描述的生活,每天一觉醒来,如何填饱肚子就总成问题:捡垃圾,去要饭,换取吃食,总之得想尽办法熬过这一天。他们总是用目光搜寻沿路一切可能让生活有所转机的东西——一个烟屁股,一张钞票,丢弃的饭食,没人要的旧衣服。每一次呼吸都要随机应变,每一个动作都要机智敏捷。

“街头流浪儿”这词范围很宽泛,包含各种流浪群体。有些孩子吃住都在街头,找个尽量遮风挡雨的角落就能席地而眠;有些孩子白天混迹公共场所,晚上回到家中或者类似家的地方;另外一些孩子则与家人一起流浪街头。我们可以估算出流浪儿的总数,但没法分门别类做统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目前全世界各种类型的流浪儿超过一亿,这一数字常被人引用。不过那些流落街头,没有固定成人陪伴的孩子,可能才是最有代表性的流浪群体。有关研究表明,这些孩子离家出走或被撵出家门,原因各不相同。家庭败落、父母一方离世或患病是最主要的原因,自然灾害、战争和被虐待同样也是重要因素。

流落街头通常是唯一的出路,那里能给他们自由,虽然未必长久。江湖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是学校,也是家。街头生存的机率不大,一朝沦落街头,人生转瞬堕落:暴力,性侵,不法交易,滥用毒品。栖身立命所迫,生活失去光泽。即便能活下来,孩子也自此脱离主流社会;一俟他们长大成人,对社会将构成更大的威胁。

纸板箱做床,几件衣服挂在破锈水管上,塑料瓶存水。

长期生活在惊恐不安中,他们的面孔比年龄要老成。每次遇到流浪儿,有个细节会令你难忘,由此判断孩子是否无家可归则更有说服力——早早长出深深的皱纹;手上湿疹脱皮,长了牛皮癣;一口烂牙齿;斑杂的头发;破痂的嘴唇;营养不良发育迟缓;因过量吸毒双目无神。我记忆里一个马里的街童,脖子上挂着一副破耳机,耳机线垂在他浮肿的肚子上,肚脐眼处一堆苍蝇嗡嗡着,伤口冒着泡,已经感染了。

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记得看到一名只有三四岁的小孩在门道里浑身是血。他被一群大孩子给打了,身体弓着像肚中的胎儿。手中紧紧攥着一大块面包,他勇敢地面对袭击者不愿投降,干面包上沾满了星星血迹。在摩洛哥扎戈拉市郊碰到位小姑娘,放下手中正在叫卖的食盘,给我们看她写自己的名字。袖子遮住手,她还能用手指在沙土中写下唯一认识的几个字母,好像在魔术盒里变戏法。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我注意到一个男孩穿着松垮垮、没纽扣的外套,在翻拣麦当劳店外的垃圾筒。他动作熟练地翻找,用力掀开饭盒把别人吃剩的食物一扫而光,还把一些汉堡扔给墙外等饭吃的同伴。吃罢饭,他学吸烟高手的样子一次吸50支香烟,使劲往嘴里塞烟,喷云吐雾。

孟克巴特在调手表上的日期,衣物之外手表是他唯一的财产。摄影:Richard Wainwright

在蒙古国,地面之下还有个小社会,是孩子们自己营造的避难所,不受大人管束。这里可以避开不怀好意的陌生人,躲避刺骨的严寒。首都乌兰巴托市中心的多数建筑都是集中供热,这要感谢前苏联时代建设的纵横交错的供暖线路,把市郊供暖站的热水输送到市区。人行便道检修井下肮脏的洞道里,在热水管上临时搭出平台。流浪儿童分群而居,大孩子当头,管理得很松散。虽然这里疾病流行,但还勉强在这黑黢黢,热烘烘的地方建起了“家”。纸板箱做床,几件衣服挂在破锈水管上,塑料瓶存水。流浪儿一旦沦落到这个世界,就很难说服他们回到地面了。正常的社会生活消失殆尽,对外人也缺乏信任。在乌兰巴托为流离失所的孩子提供教育规划的一位女士对我说,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劝说街头孩童使用她提供的浴室。孩子们明白干干净净洗个热水澡对他们没坏处,但是要把裹在身上保暖的报纸一层层扒下来,洗完澡还要一层一层重新缠好真是件麻烦事。曾经有孩子因为做这个花了好长时间,把唯一的一堂文化课都给误了。孩子们对食物来者不拒,但一拿到吃的,澡也不洗就立马消失,只想躲开这个社会越远越好。

乌拉巴托的警察定期巡逻,收监流浪儿童。把这些孩子送到市郊的收容中心,从收容中心再分配给各个政府福利机构。有些孩子借机跑掉,重返街头,直到再次收监。2008年我与负责收容中心的警察正在交谈,这时面包车送来一批孩子。车后门打开,涌出一群孩子:瘦削的腿,衣衫褴褛,头发脏得打了结。孩子们鱼贯进入屋中,排成一队,总共30多个,大的都有十几岁了。队伍中干咳声此起彼伏,搔痒也好似在传染。一名头发稀疏的女童光着腿,由大孩子抱着传来传去。放回地面后,小女孩拖着双腿,颠来颠去寻找熟悉的面孔。看得出她一点都不喜欢成年人的出现:我们都像幽灵般的陌生人,与她的生活毫不相干。霓虹闪烁,歌舞升平,流浪的孩子很清楚他们与周围世界的界限。孩子们在他们的世界里同呼吸,共命运。

收容中心的油毡地板,刺眼的灯光,响个不停的电话——是他们一直在躲避的世界,他们一头扎进黑黢黢,不卫生但很温暖的洞屋,就是为逃避这个“不怀好意”的社会。警察逐个登记孩子的信息,有些很明显来过,有些是初来乍到。有的孩子对他们的生日,原居住地和父母名字毫无概念。经过一番梳洗,当他们再次出现时身上穿着收容中心捐来的衣服。各式各样的,都不大合体。上身是米老鼠T恤,下身运动裤;也有短裤配羊毛衫,还戴着兜帽、手套。有的没有合适尺寸只好将就,围巾和马甲太短,肋骨都露出来了。那名蹒跚学步的女童,穿的是紫色睡衣、绒毛拖鞋,在到处晃荡。角落里堆着孩子们来时穿的衣裤和破鞋子,鞋底都开了口。

曾经参加过一个专题讨论,要求与会者写下街头流浪儿的特征,以便制定教育计划。有几位写的是:敢想敢干,喜好争斗,不屈不挠,眼光很毒。敢想敢干这条即便在正规的教育目标中也是排在前面的。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孩子精通算数,计算加减很有经验,这样能防范别人骗取他们原本不多的收入。他们的交流能力和说服本领也很好开发。虽然现行教育体系要求有证明,住址等正规手续,这些流浪儿都无法提供。但可以对他们实行灵活、创新的教学方式,进行个别辅导,辅以医疗保健,培养生活技能,技术及职业培训,都有可能对孩子产生影响。

例如蒙古国的莲花儿童中心,就一直重视培训孩子的工作技能,试图打破贫困怪圈。该机构也在坚持尽可能与“脆弱家庭”保持联系。摩洛哥的非政府组织Bayti也采取类似方式,重点培养社交技能,想法让孩子重新融入主流社会。墨西哥城的Fundación Renacimiento组织提供烘焙、木工、电脑以及电工技能项目,武装孩子们的头脑。

学习课程之前有一个必经阶段,要求孩子们不能再染指毒品和暴力,并与教育顾问一道确定个人的人生规划。重塑人生对这些经受重重苦难的孩子来说委实不易,世界各地的众多非政府组织,创新思路,建立后续体系。他们也在为无家可归的儿童提供基本医疗保健。在更大层面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机构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为指导,致力于影响各国政府对流浪儿的政策和态度。上述举措中最关键的一条,我们要明白流浪儿童经历的苦难,领会他们的故事并倾听他们的过去。

2008年,我和作家劳伦·乔尔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下发起一项活动,名为“我的人生是故事”,活动的主旨之一就是听孩子们讲他们的故事。通过提供这样的平台,让流浪儿童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个人经历。这项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但孩子们令人动容的讲述留存下来。他们叙说的是很多流浪儿都遭受过的非人折磨,这些年轻脆弱的生命如何眨眼之间就落到人见人嫌的境地。

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一名男童述说他就是想逃出家门:他的新爹为惩罚他,隔段时间就把他锁在墓地过一夜。拉脱维亚的一个男孩说到,偶尔去看吸毒的母亲,他妈竟然从身上抓跳蚤,再逮进透明的塑料袋中。墨西哥的基耶斯被送到亲戚家生活,十岁时坐错车到了很远的地方,身无分文,从此无家可归。塞内加尔和纳米比亚的姑娘们说她们被有钱人家雇做佣人,主人残忍地虐待她们,骨髓都快被榨干,万般无奈只好逃上街头。

这些东西几乎相当于他们的护身符:捡到的一枚手镯,一个塑料汤匙或是一张皱巴巴的照片,都是他们与人世间可能还有某种联系的一点证明。

不幸经历各自不同,这些故事的弦外之音是孩子多么希望自己能像个普通人,讲给别人听时这种感受更加强烈。孩子们参与“我的人生是故事”的讲述,但不见得相信有人会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谈和看法产生兴趣。流浪儿多半没有了自我,他们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质被剥夺,生活也就失去意义。如同马里那个戴着耳机的孩子,他们向往别人眼中的自己哪怕有一点点尊严,有一点点意义。

这些东西几乎相当于他们的护身符:捡到的一枚手镯,一个塑料汤匙或是一张皱巴巴的照片,都是他们与人世间可能还有某种联系的一点证明。失去与外界的联系,已无法挽回,余下的还有什么值得留恋。能讲给这社会的也就是只言片语,怀念过去于事无补。吸毒只是为了忘却,忘却曾经的苦难。

一名孩童在政府经营的孤儿院中,这里有100多个孩子。这些孤儿院过去名声不佳,现已经过整顿。摄影:Richard Wainwright

作为 “我的人生是故事”活动的一部分,我通过在英国学校宣传街头孩童的亲身经历,来唤醒学生的良知。我会首先展示幻灯片:站台上简陋的栖身地,在垃圾堆中翻拣的孩子,擦车的儿童。学生们同情弱者的反应让人欣慰。很多学生理解流浪儿为什么离家出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甚至经常想象在街头怎么求生;没人帮助只能独自承受,会是什么样子。多数学生能想象出失去一切的感觉,这让他们害怕——街头看见流浪者,会令他们为之担忧。

提到如何面对这样的生存挑战,有几名学生声称宁愿去偷也不愿干低三下四的工作;有的说漂在餐馆附近讨饭吃;更多的学生则说,首先要找到能安安稳稳休息的地方,不管是公园还是购物中心。学生们都意识到,若流落街头迟早会有警察找麻烦。

这些讨论通常都会转向对无家可归者的同情,但毋庸置疑,学生与流浪儿的世界有天壤之别。我们说的是理论,现实世界中街头流浪儿在多数英国学生眼中并非同类。流浪儿身体上的创伤和精神上的苦恼,他们的不安和喜悦,都属于另一个世界;正常孩子一般很难体会。

不只学校的孩子对流浪儿另眼相看,大众的观念中也普遍对其困苦无助的现状熟视无睹。当然,不能说流浪儿与我们的孩子,与孩童时的我们无甚分别;不过真正从心底接受这一事实,的确很难。流浪儿现象破坏了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适原则:我们要关照孩子,保护孩子。恰恰相反,最需要呵护,最幼小的生命却沦落为流浪儿。这些孩子无人关爱,成了社会弃儿——无依无靠,备受欺凌,世界是那么的卑鄙无耻。

从蒙古回到家中,看着自己的孩子,对流浪儿的记忆在不断折磨我。一边陪孩子入睡,一边要驱走供暖管道中蒙古儿童的身影。我必须放开这些鲜活的记忆,只为更好地与自己的孩子相处。孩子生活中的牢骚突然让我感觉沮丧:“我不想别人碰我的豌豆和我的土豆泥”;“我再也不看《罗宾汉》了”。孩子们的怪念头本应司空见惯,但我却只想对他们大吼一声:你们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吗!

他开始构想她在生活中的场景,她是睡在车站,还是没人住的空房,是和姐姐一起生活,还是和爸爸在一块儿?

然而这些无法化解的情绪之中,我隐隐感受到失落。本希望最近经历的事情会让我看淡家庭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不成想心情却越发沮丧。痛楚一点点地侵蚀我,也影响到我的为父之道。在蒙古的遭遇让我加倍明白童年的珍贵,但同时却反感自个孩子的懵懂无知。他们一个个干干净净,衣食无忧,却让我心生憎恶。不止一次,孩子们坐在后座你推我搡,乱踹我的椅背;我把车驶向路边,发动机还突突着,眼神在瞬间茫然无着。怒火中烧,却无可奈何。

最近的伊斯坦布尔之行,我是和十岁的儿子一块儿去的。我们在街上看见一个女孩,年龄不过八岁,在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的瑟瑟寒风中,只穿着件破T恤,在那儿一个劲儿地修理她的手风琴。每次修好,拉上几分钟就又坏了。我儿子盯着她脚上超大的男式鞋子,盯着她乱蓬蓬、拧成结的头发,看得入神。我能看出他在观望周围的几名游客,想找到对女孩不理不睬的亲人。她爸妈始终没有现身,这对我儿子来说太不可思议。他试图说服自己,小女孩在这座城市中不是独自一人,应该有张安全“网”在保护她。

透过小女孩的鞋和手风琴,为我们打开她生活中的一角,由此可以窥见她的窘迫。我和儿子猜测她是怎么弄到手风琴,又是怎么学会的;鞋子是谁的?我不大确定这么跟孩子说话是否适当,当孩子表现出不解时,我发现自己讲的太过直白了(也很内疚,在人的潜意识中,父母的职责就是保护孩子不去遭受生活中的苦难)。

一位长期在东欧生活的朋友,向我讲述为了让孩子知道他们的生活有多美好,有一次她大着胆子给三个流浪儿买汉堡吃。刚给完这三个孩子,不知打哪又冒出一帮流浪儿,每人都伸手跟她要汉堡。我朋友只好又去买了至少10个,快餐店门口孩子排成一溜,小脏脸紧贴在玻璃上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这事突然被人打住,一名顾客阻止她再去柜台。这人对她说,一帮社会害虫众目睽睽下,他没心情吃饭。这故事我朋友的孩子可能会记一辈子了。

在伊斯坦布尔,当一个来自叙利亚的家庭跟我们搭讪要钱之后,我儿子才开始对什么是无家可归和动荡不安有了概念。这家人是从战火中逃出来的。儿子在电视中看到过叙利亚发生内战,战争在他想来是书本和电影中的故事。他又想起那个玩手风琴的女孩,她也是叙利亚的?儿子开始构想她在生活中的场景,她是跋山涉水,忍饥挨冻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吗?她是睡在车站,还是没人住的空房,是和姐姐一起生活,还是和爸爸在一块儿?她拨弄手风琴的时候,又在想什么?

我能看出儿子内心的挣扎,这些距离他很遥远的想法,直接挑战很多固有的信念。第二天,我们去找那个女孩,她却消失了,那件用来放钱的桔黄色衣服还丢在便道上,路人就从旁边走过。可能他们也想知道这衣服是打哪来的。主角不出现,一切变成了谜,我儿子不知如何是好。

街头流浪儿是社会缺陷的综合产物:各地针对妇女、儿童施暴的一再失策,对消除极端贫困和解决地区争端的无所作为,面对自然灾害也不能合理处置。把流浪儿关起来,限制他们的自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对流浪儿的担忧和内疚之情也不会因此释然解脱。

找个借口很简单:没人管的野孩子与我们有何相干,他们生活的空间我们怎么能理解?但我遇到的每个流浪儿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复杂的经历,我们要以此为戒。我最难过的是没人关注这些孩子,对他们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孩子们无奈地生活在与常人不同的世界——车站、下水道、又脏又臭的垃圾堆——在这样的环境中顽强生存,与此同时,他们却有与我们同样的喜怒哀乐。对流浪儿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被社会视为异类,不被常人认同。我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贬低的是恰恰自己的人格。

作者:本·法奇尼(Ben Faccini)

本·法奇尼是一名作家。从2008年到2010年,他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帮助开展了一个活动叫“我的人生是故事”,希望以此让更多人知道流浪儿童。

原文于2013年5月16日发表于《万古杂志》(Aeon Magazine)

2013年5月18日,本文作者附上以下评论:

很难说哪个国家真的在国家层面解决了流浪儿童的问题,或者作出表率。似乎都是些民间的非政府组织(NGOs)走在前面了。很多国家依然否认其有流浪儿童的问题。那些能够影响国家政策,让教育体制更包容的人,才能最终改变流浪儿童的处境。我知道有些地方政府干得比其他好点,或许从地方政府层面入手也是条路。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样了,不过以前在马里的巴马科,有个地方叫青少年交流中心(Le Carrefour des Jeunes),类似于搞室外艺术的场地。这个中心不是为流浪儿童而设的,是为了搞音乐和跳舞之类的,但是流浪儿童可以进去和其他人攀谈。流浪儿童在这里可以有种再次融入到大家庭的感觉。我一直觉得除了改善教育和寻找家人,这种城市的开放也是个好的开始。

我觉得这个想法也不错,让流浪儿童在摄像机前说出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让其他人拍下他们。这样去拍要自由多了。我听说过几个项目,给流浪儿童相机去拍照。事实上我们在蒙古国用拍立得试过,马上就出效果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和中非共和国的流浪儿童办过一个好玩的摄影计划。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办过。我很期待将要上映的比利时电影《金夏沙的孩子们》(Kinshasa Kids),这部电影是要和刚果金真真正正的流浪儿童合拍的,不知道虚构和纪录片混搭在一起会怎样了。

我们每个人能做什么呢?献出时间、精力和金钱,和那些非政府组织以及真的想要作出改变的人一起,把这个不能容忍的现象传播出去,又或者让流浪儿童有一天时间去和别人交谈,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让他们感受到为人的尊严。说来容易做起来难!